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聊到了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经历，他说：“学校里有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
毛泽东说的这位“袁大胡子”就是他的恩师袁吉六，是一位人品才华俱佳的饱学之士，曾两次有恩于他。
1868年，袁吉六出生于湖南隆回，他祖上本是大户人家，但到他祖父这一代，开始家道中落，袁吉六3岁那年，母亲就因病去世。秀才出身的父亲为贫寒所迫，不得不挑箩扛担、走村串寨叫卖豆腐，以维持一家生计。
但袁吉六并没有因家庭生活的困难而放弃学业，他从小就天资聪颖，而且读书勤奋，很快就学有所成。
1883年，15岁的袁吉六前往永顺府应试秀才，当时他身无分文，只能到左邻右舍借了些粮食，熬成锅粑，充作赶考的干粮。考试这天早上，袁吉六事先将几块锅粑塞进左手衣袖内，准备在考试饿了时食用。
但袁吉六刚进入考场后不久，监考官见他袖筒里藏有东西，怀疑是夹带作弊，便责令他接受检查。袁吉六心里明白，他没等考官动手，便主动站了起来，将衣袖筒往桌上一抖，几块锅粑掉了出来。考官这才知道袁吉六是个穷苦学生，不但没有责怪他，还暗表同情，随后默默走开了。
考试放榜后，袁吉六喜中秀才，从此他获得了“锅粑秀才”这个么一个雅号。
1897年，袁吉六又成功考上了举人，但他却无心仕途，而是回到家乡设馆办学，他对那些家庭贫苦的苗家子弟免收学费，致力于当地的教育事业，培养出了许多人才。
袁吉六不仅有文才，书法也很好，当时有很多达官贵人想过来找他题字，但他一概不理。当时的省长赵恒锡也想要袁吉六的墨宝，但他知道袁吉六的脾气倔强，如果自己出面，袁吉六肯定不会写，于是他找到了袁吉六的一位同窗好友，让他想办法去向袁吉六讨一幅墨宝。
老友于是来“看望”袁吉六，袁吉六非常高兴，连忙设宴款待，酒酣耳热之际，老友向他提出索要墨宝，他便直接拿笔写了一幅。老友见墨宝得来如此容易，不禁失声称赞：“妙笔妙笔，赵省长见了，一定非常高兴！”
袁吉六一听“赵省长”，便质问老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友知道已经瞒不住了，只能说出实情。袁吉六听罢大怒，一把抓过刚写完的字，将其撕得粉碎，并气呼呼地说：“涂鸦之笔，如何上得省长厅堂！”
但如果是贫穷的老百姓让袁吉六写字，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村里有个叫袁子仁的人，曾经请袁吉六在自己的斗笠上写了个名字，后来他去城里赶集，有人认得袁吉六的字，便出了4块大洋买下了他的斗笠。
袁子仁非常高兴，又买了一堆斗笠，让袁吉六去题字，袁吉六知道以后也很开心，他对袁子仁说：“如果我的字能够帮你卖个好价钱，你只管多买一些来，我都给你写！”
1913年春天，袁吉六受聘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1914年，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袁吉六也调到第一师范本科一部八班任国文教师。
当时毛泽东正是一部八班的学生，21岁的他气质非凡、思想活跃、文思敏捷，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而毛泽东的作文又最为同学们所推崇，因为他的观点新颖，文笔流畅，下笔滔滔不绝，令人看了很有耳目一新之感。
袁吉六虽然也很欣赏毛泽东的才华，但每当他批改毛泽东的作文时，就感到很恼火。因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受梁启超改革维新思想和胡适等倡导的新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在文言文作文中经常夹杂一些白话文。有一天，袁吉六终于忍受不了，给毛泽东的作文判了不及格，并在课堂上当众宣布了这一结果。
下课以后，袁吉六主动叫住毛泽东说：“润之君，今晚请你到我家里来，我们谈一谈。”
这天晚上，毛泽东早早地来到了袁吉六家里，只见门上贴着一副对联：“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只见笔墨酣畅，写得神采飞扬，一看就是老师的手笔。
袁吉六见毛泽东来了，开门见山地说：“润之，你的文才是不错的，但为什么我给你的作文批不及格呢？因为你的写法不对头啊，你用的是新闻记者的手笔！”
毛泽东愣了一下，然后说：“梁启超先生不也是用的新闻记者的笔法么？”
袁吉六严肃地说：“梁启超？梁启超的思想当然是好的，我赞成，可是他的文章，半文不白，还叫什么‘新文体’？”
随后袁吉六从书架上抽出一部《韩昌黎全集》，塞到毛泽东的手里说：“你看看，这里有‘新闻记者’的笔法么？”他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本子，翻开一页，对毛泽东说：“你看，这是老朽的拙作，也是刻意仿古，何曾敢耍半点花腔？”
毛泽东接过一看，原来是一首五言古诗《过凤滩》：
险哉百八滩，凤滩长且陡。
尚隔九重山，已闻滩声吼。
将下伏波祠，虎豹夹舟走。
峭壁蹴两岸，但漏天一绺……
这天袁吉六和毛泽东聊到很晚，最后他拍着毛泽东的肩膀说：“润之，岂不闻‘文章妙来无过熟’呀！只要你多读、多写、多想、多问，以你的文学才能，熟烂于心，顺应于手，自是指日可待！”
毛泽东听后深受触动，他专门从一家旧书店买来了一部《韩昌黎全集》，开始逐篇熟读。经过一番努力，毛泽东对韩愈文章的风格、技巧乃至词句，都已融会贯通。他写的文章不仅具有纵横捭阖、一泻千里的气势，而且其中一些词句都直接来自于韩愈的文章，比如《反对党八股》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就来自于韩愈的《送穷文》。
袁吉六对毛泽东的刻苦和进步非常满意，后来经常在他的作文后面批注“孔融笔意”、“昌黎手法”等评语，并给同学们传阅。这是袁吉六第一次有恩于毛泽东。
1915年上半年，湖南省议会做了一个新的规定，秋季开学时，每个师范生要缴纳10元学杂费。这对大多数的穷苦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人反映这个规定是第一师范的校长张干为了讨好上司而向政府建议的，一师的学生们得知以后，于是决定集体罢课。
毛泽东也积极参加这次行动，他还积极组织同学散发传单，要把张干从校长的位子上拉下来。此事闹大了以后，省教育司专门派督学来学校请学生复课，学生们坚持声称：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复课。督学无奈，只好答复说：“这个学期快完了，你们还是上课，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张干为此大怒，要把毛泽东等17个“闹事”的学生开除。在这个关键时刻，袁吉六再次挺身而出，他联合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教师坚决抵制这项决定，这才保住了毛泽东的学籍。这是袁吉六第二次有恩于毛泽东。
从1913年到1918年的5年时间，袁吉六一直担任毛泽东的国文教师，每当他与同事们评价毛泽东时，他总会说：“挽天下危亡者，必斯人也。”事实证明，袁吉六的眼光确实没有错。
1918年，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投身革命。袁吉六也在这一年离开了第一师范，先后在省立第三女师、湖南大学执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与袁吉六失去了联系。1932年，袁吉六不幸病逝，享年64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得知袁吉六早已病逝多年，非常悲痛，为了表示对这位已去世的老师的敬意，他在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特别邀请袁吉六的遗孀戴常贞到北京去参加观礼。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又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要湖南省帮助师母解决生活困难。湖南省委决定由统战部每月给戴常贞固定的生活费。
1952年10月，毛泽东为怀念袁吉六，又亲自给他写下了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并寄给了隆回县政府，政府专门拨款重修了袁吉六的墓，同时刻上了毛泽东亲笔写的墓碑。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举行家宴，用他最喜欢的湖南家乡菜宴请郭沫若和几位湖南老乡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周世钊是毛泽东当年在第一师范的同学，席间他对毛泽东说：“记得当年离开一师的时候，袁大胡子也请我们吃过一次家乡便饭。主席，不知你还记不记得？那一餐豆豉辣椒，呷得可真痛快啊！”
毛泽东感慨地说：“怎么会不记得呢？算起来也有40多年了，袁胡子讲课的神气，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于是大家聊天的话题转向了袁吉六，王季范说：“前不久我还写了一首怀念袁大胡子的诗呢！”然后他念道：“袁胡子教学有何奇？横扫千军笔一枝；一字千金何处报，其妻病老绝粮时？”
章士钊不禁感叹道：“这个袁胡子啊……”突然他说了一句：“此老通古今文史！”
一旁的郭沫若连忙接道：“斯人育天下英才！”大家听后一齐赞叹：“好一副巧对！”
毛泽东连忙说：“‘英才’还是过誉了，过誉了！”
周世钊说：“主席还是太谦虚了，不过袁老的学生桃李满天下，是毫不夸张的。”大家都点头称是。
饭后，毛泽东又专门拿出400元钱给周世钊，并叮嘱他说：“你回长沙后，代我去看看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常贞，把这笔钱交给她。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老人能健康长寿，安度晚年。”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戴常贞晚年的生活很幸福，她在1970年去世，享年88岁。毛泽东得知以后，又专门为师母出了丧葬费。
1983年，袁吉六的儿子专门回到老家，将他的墓修葺一新，并将当年章士钊和郭沫若对的那副对联“此老通古今文史，斯人育天下英才”
的前两个字去掉，以“通古今文史，育天下英才”作为了父亲的墓联。
如今袁吉六的墓已经成为了隆回县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且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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