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壮志难酬的悲伤故事

乾隆五十七年，那是一个春天，76岁的卢文弨给49岁的王念孙写了一封信，当时卢文弨在邗江，王念孙在高邮，两地相去不远，都是在扬州的辖区内。当时洪亮吉手下有人长期往返两地，卢文弨便托洪亮吉差人递送这封信。

卢文弨去这封信的目的，是想借阅王念孙刚刚写成的《广雅疏证》的前几卷。他在信中说：“我一直也想给《广雅》这个书作注，发现这事儿难度很大，后面几卷简单一点，便从后往前注，已经完成了第九卷和第十卷。结果这时候突然遭遇了人生变故，事儿过去之后，又有很多其他积压的事牵扯，到现在搁置五六年了。”

擅长校勘的人，估计都有做事缜密的强迫症。卢文弨特地在信中强调：“借阅这个书，是要看看您注了的内容，我就不再狗尾续貂了。 我这个人您应该也有一些了解，但凡引用别人的成果，一定会注明出处，不敢掠美。”

原来这种顶尖学者，也不是遇到困难就迎难而上，硬刚。也会像我们一样，有畏难情绪，也会挑容易的活儿先干。而且，有时候，把容易的活干完了，艰难的部分就再也没有机会被顾及了。

卢文弨写这封信的时候并不知道，此时距离他去世，仅剩3年时间了。他最终也没有完成《广雅》注，仅完成了后两卷，有一个誊清稿本存世。

正如卢文弨承诺的，在这个誊清稿的天头，可以看到他引用的钱大昭、丁杰等人的成果，都注明了出处。

从完成的这两卷去倒推，假设全书注完，其规模起码要超过卢文弨自己刊刻的《经典释文》。因为后两卷比较简单，此前的几卷，每卷体量都可能更大一些，所以《广雅注》的规模只会比这个推算更大。当然，历史不能假设。

即便如此，桂馥仍然说，卢文弨的《广雅注》能排进清朝的《广雅》注本的前三位，与他并列的是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和钱大昭的《广雅疏义》。王念孙和钱大昭的书，如今已经举世皆知。卢文弨的《广雅注》，却因为未曾刊行，长时间不知下落，乾嘉以后的很多学者都以为它已经不在人世了。

直到1986年，这个未完成的注本，在时间的海洋里浮沉了将近200年以后，遇到了它的有缘人，江庆柏先生。这时候，它躺在北京图书馆的书库里，被著录为《广雅笺疏》，没有著录作者。江庆柏先生经过缜密的考证，正本清源，告诉世界，它就是卢文弨未完成的《广雅注》。它的另一个有缘人是陈东辉先生，陈先生把它收进《卢文弨全集》点校出版，又把它收进“卢校丛编”影印刊行。它就像一个失散多年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与兄弟姐妹团聚了。

回家当然可喜可贺。

但这仍然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它令人悲伤的点在哪儿呢？人的一生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你终归有很多事完不成。人生就像跳高比赛，你不断地试跳，不断地向上向前，但是最终都会以一次试跳失败而告结束。

即便是在有限的人生时间内看，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做成，总是有各种条件在限制着你。又即便是卢文弨这种大牛，在注书校书这个领域，他又有能力又勤奋，但是最终还是有他想注成而没有注成的书。

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我们随着自己的长大，要慢慢接受一个现实，就是有一些事你做不成。不是因为你能力不够，不是因为你努力不够，甚至不是因为你运气不好。就是时也、命也。

这是一则中国古籍的软广告，但是我想用一句西方的箴言收尾：

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