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施特劳斯在埃及时开始读到尼采的作品。这位哲学家“对基督教的抨击，特别震撼我的心弦，读了他的书，证实了我十五岁时不知不觉对这宗教产生的反感是对的，并加深了这种厌恶感。信徒只要忏悔，就可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正是这种对宗教的反感，导致他与里特对《贡特拉姆》最后一幕产生分歧。里特是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决不宽恕施特劳斯对最后一幕的修改。修改前，主角贡特拉姆准备向教友忏悔罪过，并准备接受惩罚。但是，施特劳斯受尼采的影响，修改了这一幕，他让贡特拉姆反抗社会和教派的权威，只对他自己负责。我们今天读起来觉得那不过是小题大作，可是在一个世纪前，它令世界震撼。其实这一修改实际上不外是说，施特劳斯作为音乐家，决心走自己的路，并仅对他自己的艺术良知负责。
尼采的散文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1885年完成的。尼采启用生活在公元前约六百年的神秘的波斯人查拉图斯特拉，作为他自己的哲学以及他对战争、贞操、女人、宗教与科学的看法的代言人。这位预言家远离人类，过着穴居生活，他不时回来，把他隐居独处苦思冥想的心得传授给信徒。他对人类提出的一个座右铭是“由最优秀的人（或超人）来统治”；“人是可以征服的，一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人不是目标，而是到达目标的桥……超人应是大地的化身。”
然而，随着重大事件的接踵而至，这个理论黯然失色了，在短短的四十年里，德国军国主义使欧洲两度蒙受战争的苦难。查拉图斯特拉为阐述这一切已累得近乎精神崩溃，但是在尼采的书中，他在养病康复期间，成了理想化的人物，他用诗歌形式，滔滔不绝地陈述哲学思想，诗中描绘了山峦和日出、翩翩起舞的少女和午夜的钟声，还论及意志与永恒。
在这个段落中，他插入以“人啊，当心”为首句的十一行诗，马勒在他的《第三交响曲》的一个乐章中用过这个首句。正是尼采这个用华丽语言表述的富于浪漫色彩的形象吸引了作曲家。瓦格纳之后音乐浪漫主义的三位大师（施特劳斯在1894-1896年，马勒由1895-1896年，戴流斯则于1898年）几乎同时分别用音乐表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肯定绝非巧合。
1966年，塔奇曼（BarBara W.Tuchmall）才华横溢、引人入胜的《辉煌之塔》（The Proud Tower）一书问世，书中将施特劳斯描绘成音乐界的凯撒，并借用罗曼·罗兰对本世纪初欧洲“尼禄主义在传播”的描写，作为她的理论的佐证。她称施特劳斯是“超人理论的忠实信徒”。历史学家惯于把艺术家看成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但是他们往往只看到表面现象，而不触及更深的内涵。将施特劳斯与威廉的军国主义精神等同，无异于错误地引导人们将艾尔加与英国的强权外交画上等号。塔奇曼小姐举不出任何有实据的文字资料来证实她的断言。施特劳斯崇拜的是尼采的文学表现力，并非崇拜他的哲学。
1946年他写道，他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获得了“美学的享受”。五十年前，在柏林首演他的作品时，他明确地说，他不打算“写富于哲理性的音乐……我只想用音乐来表现人类经由宗教以及科学的各个发展阶段，由原始人逐渐进化，直到产生尼采的超人思想。我意欲用整首交响诗表达我对尼采的思想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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