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就讲几个企业家的故事吧，先讲讲中国第一个个体户——刘桂仙。
刘桂仙于1934年出生于河北农村，后来嫁到了北京。她四十多岁时，家里一共有五个孩子，生活困难，老四、老五还是待业青年。
1980年，她为了吃饱肚子，也为了解决孩子们的就业，申请到了北京个体餐饮的第一张营业执照。就这样只有十多把小木凳、四张小旧桌的餐馆就开起来了。开这个饭馆，她花了1100元人民币，其中，自己的积蓄500元、找银行贷款了500元，跟人借了100元。
当时，全国人民都刚从吃大锅饭的环境中走出来，改开、走市场经济的路线已经定调，但怎么做？大家都没把握，好多官员在这种事情上不敢拍板。刘桂仙为了申请这个牌照，足足花了大半年。别的人其实也起了这个心思，但因为老是被工商部门挡回来，没坚持下去。只有刘桂仙下定了要靠手艺挣钱的决心，每天步行一个多小时去工商部门磨，早上9点一开门就进去，晚上6点关门才回家....就这样坚持大半年，才拿到了中国个体餐饮的第一张执照。
餐馆开了以后，因为刘桂仙的烹饪手艺特别好，又因为当时的人们没看过这种新潮，把她家在翠花合同的饭馆挤得水泄不通。有些人吃完饭了依然不肯走，最后导致新来的顾客只能站着吃。开张的第一天，就来了220个顾客，另外还有100人订饭，第一天打烊，她已经收到了130元。
国外的记者也跑来报道她的餐馆，大家都说她这里的定价比国营饭馆好吃又便宜，她家餐馆门前，到了饭点，天天有人排队。总之，她很快还清了贷款，开始赚钱。
可是，如果你了解我国改开历史，就会发现：改开不是一下子放开的，而是松——紧——松，折腾了好几步路。遇上政策紧的时候，有的人会被定投机倒把罪，投入局子。刘桂仙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政策会变，自己成为出头鸟被一枪打死。
直到次年冬天，副总理
都
来到了她的餐馆，她才放下心。然后，她就在离自己家饭馆不远的地方又开了一家更大的餐馆。当时依然处于计划经济末期，她家的粮票、肉票、菜票什么的根本不够用，她经常需要跑去河北农村采买食材，每天早上赶5点多的头班火车过去赶集。直到1993年她家旁边开了一个可以自由买卖东西的农贸市场，她才可以就近采买食材。
然后，这家人的命运就随着改开，扶摇直上。这得益于刘桂仙对自家餐馆出品的饭菜有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保证饭菜口感，从1980年到1996年，她亲自掌勺16年，掌勺到了62岁。掌勺不退位，后来她每天还要去饭馆盯着。
总之，这份财运他们家稳稳地接住了，全家买了豪车，在精巧盖了仿古四合院，孩子们也学着她开了餐馆。后来她还创建了木业公司，成为了北京紫檀木古玩的最大收购者。
2015年，刘桂仙去世，享年84岁。她家早就不靠那间小饭馆赚钱，但据说那间饭馆还在，就在翠花胡同里。
嘿，你看，哪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1980年刘桂仙在北京开了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的时候，广东中山小榄镇有个叫做梁伯强的18岁青年，实在忍受不了家乡的贫穷，向往港澳的繁华....
然后，他带了几个饭团，就跟同伴们一起跳进了中山冰冷的海水里，打算从那里游到澳门去。游了十几个小时，他们终于在澳门上岸。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高楼大厦，也感受到了澳门人和中山人高达几十倍的收入差距。
一开始，他在澳门当搬运工人，晚上就住在仓库。后来，他跳槽，成为一家仿古家具厂的绘画师，收入翻了十倍，达到了每天三四百人民币。那可是80年代的三四百啊。就这样，他工作了一段时间，攒了一些钱，然后成立了作坊，开始招聘从广东偷渡过去的内地人，专门帮家具厂画插画。
可是，他是偷渡过去的人，只有一张临时身份证，天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被吓了几回后，他干脆选择坦白，回到了中山。回到中山后，他也做过一些卖鱼什么的小生意，但赚的钱实在太少了。
到了1984年，他听说澳门的临时身份证可以换成正式身份证，于是，又一次偷渡过去，又靠手艺攒了一点钱。那时候，广东开始对外招商，好多日商、台商、港商开始在内地投资建厂。有个香港老板很欣赏他，在中山办首饰厂，聘请他来帮忙管理，于是他那时候月工资就达到了五千人民币，而他才23岁。
后来，那个工厂被查封，梁伯强只能自找出路。他不满于当高级打工仔，后来还是开起了自己的首饰作坊，后来改为开厂。将自己生产的首饰发到广州、义乌，到了90年代末，他已经成为国内人造首饰的大户，每年销售额达六千多万。
1998年，他觉得自己的生意做到了瓶颈期，人造首饰这块已经很难再扩大产能。无意间，他看报纸，看到记者抱怨说我国居然没有好用的指甲钳，顺便提及我国轻工业强而不精。换一般人，可能也就跟着感慨一下，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但是梁伯强从这句抱怨中，嗅到了商机。
他马上去查阅资料，然后发现：虽然指甲钳的价格很低，但是这个行业的利润非常高，即使市场上售价三块，但利润是40%，而高端一点就是二到三倍的利润空间了。最重要的是，这小玩意儿，大家都需要啊。而且，当时中国仅有五家指甲钳企业也即将面临倒闭的风险。就这样，他走访了所有企业、跑遍二十多个国家，又进口了将近一千万的指甲钳子来研究技术，制造出了指甲钳。
接下来，就是要占领市场的问题。他把指甲钳、小剪刀、挖耳勺等一系列小器具都放到一个盒子里售卖。消费者一看，觉得很新奇，而且指甲钳的价格也提上去了。后来他又在指甲钳上刻上公司名字，拿到了招商银行的大订单。
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中国，不，是世界的”指甲钳大王”。
不过么，广东老板大多比较低调，好多人只知道他做的指甲钳，但不知道他的故事，所以，我今天就讲给大家听喽。
再讲一个企业家吧。这人名叫胡金林。我觉得他的命运，真的只能用玄学来解释了。
胡金林于1957年出生于温州柳市，父亲会做染布，家里八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五。那还是大集体时代，他家里人多，挣的工分也多，加之温州人少地多，他家不算特别困难。他的年少时代，就在大运动中度过了，17岁出门打工时文革还没结束。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跑去神农架做家具厂工人，帮忙记账。但是，家具厂的木材和生漆，导致很多人过敏和中毒。他不想干这些，就带着老乡们回家了。没钱，他就找在宜昌的在葛洲坝做工程的亲戚借了点路费钱，买了长江轮最便宜的散席，经由上海回了温州。回去的路上，他发现：虽然当时中国依然处在计划经济时代，但最热闹和繁华的地方还是小商贩集中的港口和码头，他还是想偷偷做点生意。
1976年，他开始经商，做的是五金的买卖。而在卖五金之前，他先学习各种机械知识。谁家的锄头、自行车之类的坏了，他基本都能猜出来是哪儿坏了。他卖这些东西，就比国家挂牌价高一点点。比如，乡亲们要换个气嘴，需要停一天工跑去国营物资公司买，搞不好还得花住宿费。而他，哪怕半夜有人来买，他也能爬起来给人解决问题，这样一来，慢慢地，大家都知道，缺什么五金件就去找胡金林。
就这样，胡金林开始发财了，还盖了新楼房。但是，那个年代，这属于“投机倒把罪”。他提前听到风声，在营业部留了一些不好用的零件，等着被抄家。这些东西被没收后，他清点货品，说自己哪怕有个五百块流动资金，生意都好做很多，可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就赚到了五万块。
改开开始后，胡金林不仅仅卖五金，还可以卖电器。而且，它直接从厂家拿货，卖得比国营物资公司还便宜，而且还可以赊账，差点把体制僵化的国营公司都搞垮了。他们不忍心，还帮其中一家公司做了目录、盘活库存。胡金林的问题，出在税务上。
1982年，胡金林的个人账户上居然有120多万元。上面一查，让他补缴了6万多的税。他以为结束了，他账户上的钱引起省里的重视。那时候，改开刚好处于又迂回往前走的阶段，有人和他谈话后，直接说了一句话：“老子两万五千里长征过来，一年才381块，你这个小子，一年赚几十万！不是挖我社会主义墙脚吗？”他感到问题有点严重，因为那段时间他一直看报纸，国家开展经济整肃运动，他发现好多人因为倒卖商品被判刑甚至被枪毙，所以，他早就准备好了随时要跑路。
当时的柳市镇，五金电器方面已经发展出产业集群，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八大王”，还包括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胡金林当时还找了另外几个大王，但他们觉得事情没那么严重，结果，除了他和刘大源之外，其他都被抓了。
而开始逃亡的这一年，胡金林才26岁。胡金林搞了假证件、带了一些现金以及各种工作证、介绍信，到处逃。先是到上海，后来又跑了北京、哈尔滨、吉林……最远还躲到了黑龙江牡丹江市的夹皮沟。
到了1984年，他听说之前被捕的投机倒把人员很多都已经被放出来，就又回到了温州，没想到还是被抓进去了，关了66天才最终等到案子被撤销。放出来后，胡金林投资建了一个轧钢厂。他觉得老百姓建房子最喜欢用到钢筋，而当时温州都没有轧钢厂。
工厂开起来，设备也买进来了，但拆钢方面有很多行政门槛，他们没考虑到这个因素，亏到一塌糊涂。胡金林觉得新疆塔里木正在开发石油，对生意人来说是个很好的掘金机会，就跑去了新疆。当时，温州刚刚出现几起庞氏骗局，借钱很难，但胡金林还是靠借民间高利贷的方式，借到一些钱，去塔里木卖低压电器。结果，还真让他赚到了钱，不仅还了债，还有小赚。在老家leader们的鼓动下，他成立了集团公司，公司发展平稳。
2000年左右，他看央视新闻，看到东盟自贸区成立的新闻，马上意识到这是一轮新商机，最后，他选择了柬埔寨。他选柬埔寨的原因有二：第一、柬埔寨比较亲华；第二、柬埔寨人用的多是欧美电器，比中国价格贵四倍。在柬埔寨站稳脚跟后，他又开了水电站、橡胶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而原先和他一起成为“八大王”的其他七位，被平反后各有各的结局：“旧货大王”于1995年因肝癌去世。“螺丝大王”后来有开相馆，看到认识的一个知名企业家得病去世后，开始淡泊名利，转去画画。“矿灯大王”程步青后来去上海创业，创业成功。“线圈大王”90年代初开了打字复印店，又重新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目录大王”后来跟随孩子去了国外生活，后来又回国做工程。“合同大王”后来做了人工耳蜗，大获成功。“翻砂大王”后来做电气，年产值过亿。“电器大王”后来开了开关厂，后来又做服装、造船，一度把生意做很大，但2011年资金链断裂，申请破产。
改开史上绕不开的一个人是，来自浙江萧山的鲁冠球。
这个人生于1945年，出身农村，爸爸在上海一家医药工厂工作，16岁之前他的理想就是跟父母一样吃上“单位饭”、进国营厂当工人，毕竟，对那时候的农民子弟来说，这是最好的出路了。
初中毕业后，他成为打铁匠。当时，村里很多农民要走七八公里路才能去到镇上磨米面。他觉得自己如果搞一个磨面机、磨米机，既可以解决农民磨面难的问题，说不定还可以搞到一些钱。他找亲戚借到了三千块，找私人途径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办了一个小作坊，都没敢挂牌子，因为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禁止私人干的。没过多久，他找个小作坊因被举报而被迫关闭。
当时，大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了，好多工厂停厂搞运动，导致市面上连铁锹、镰刀这样的东西都买不到，鲁冠球又找了几个人，开了个铁匠铺，专门帮人打铁锹、镰刀、修自行车，生意很红火。结果，搞了没多久，公社leader找到他，要求他接管农机修配厂，然后，鲁冠球就去了，用了很短时间就把这家工资都发不出来的厂盘活。他一开始做的东西都是农用的犁刀、铁耙，后来又做单车链条之类的零部件。
1979年改开开始，他觉得接下来全国运输业会迎来大发展，而运输行业离不开汽车，汽车离不开万向节，就把其他业务都砍掉了，专做“万向节”。当时，国家机械工业部要在全国50多个生产万向节的工厂中，选择三个整顿得最好的。鲁冠球为了通过考验，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
当时，安徽一个客户说要退货，说是他们生产的“万向节”出现了裂纹，鲁冠球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召回和销毁了全部产品，承担了40多万的损失，心疼得很多人掉眼泪，但也保住了企业名声，公司成为了全国唯一一家可以生产万向节的乡镇企业。
为了拓展订单，他参加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但被拒之门外，然后他就在场外摆摊，后来又派间谍去探听场内情况，发现买卖双方在价格方面胶着住了。作为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他最终以薄利多销的形式，抢到了大额订单。之后，鲁冠球抵押了家里所有的苗木，承包了厂子，获得自主创业、自主经营的权力。
1984年，当时大家连股份制是啥都还不知道，鲁冠球就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没获批准，他就搞了内部职工入股，员工的积极性就更上一步。跟三水健力宝的李经纬不同，他很早就有产权意识，于1992年就提出和政府明晰产权，提出“我给你钱，你别管我”。然后，将当时企业的一半资产划给政府。后来，当地有一家厂濒临倒闭，要他接手，他又让政府用股权来交换，最终政府股权变为三分之一，他获得了彻底的自主权。
那之后，他的公司就发展更快了，到了1994年就做上市，产品远销全球。他和他的家族也以百亿资产上了富豪榜。2017年，鲁冠球逝世，享年72岁。
有业内人士说，万向集团能做的这么大，决定性因素就是两个：一是鲁冠球超越常人的勤奋，二是鲁冠球对企业战略布局和管理上的方法论。
这位人士回忆说：“鲁冠球是个天赋很好、非常敏锐的人，但是一个天赋这么高的人，仍然坚持每天阅读、学习4、5万字的信息，在我在万向集团董事局那些年里从来没有见他停过一天。”我倒觉得，勤奋可能是其次的。最关键的是，他是如何能做到——在这么多年的政策变化中，几乎每一步都没有踩雷的？
我看这么多中国商人的故事，我觉得最厉害的智慧不是经商，而是如何在经商的同时，与政治和谐相处——这个可能才是最考验智慧的。
我喜欢看土豪们怎么发财致富的故事……但，我也知道，能讲出来的示人的，只是一小部分。真正决定一个人发财的核心情节，可能存在暗处。而我们所能学习的，只是人家亮出来的那部分。
比如，一个哥们儿疫情期间靠卖呼吸机赚得盆满钵满，人家干一个月顶我干几年，但这种发财秘诀我也学不来，因为我没有那么硬的人脉关系以及其他。我只能学习他跟我们讲起这事儿时的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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