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专辑 经典上海闲话156 他们曾经这样写上海话

    郭红
    借鉴汉字古老的反切法,高第丕决定创造一种有声母、韵母两部分的拼音文字。某一天正当他苦思冥想之时，突然看到了汉字“門”，其简单的竖笔与横笔给了他灵感，在一个中国读书人的帮助下，1855年他创造出了与罗马字母完全不同的上海土音字。这种形式更适合于当时操上海方言的民众，完全不适合只懂官话或他地方言的中国人，也不利于外国人学习上海方言。这也就是后来为何又出版了以罗马字母拼读土音字教材的原因。

    提及晚清时期的吴语区方言文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1892年开始刊载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但《海上花列传》虽以上海的十里洋场为背景，其所用汉字记录的却是苏州土白。真正以汉字或其他形式来记述上海方言则要比这早30余年，那是上海文化史上不容忽视的一段。
    晚清上海方言的书写和一个中国出版史及晚清新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密切联系在一起——1843年进入上海并创办墨海书馆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1843年之前，伦敦会在广州的传教士马礼逊及在东南亚活动的米怜、麦都思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的方言，首先得到重视的便是他们在广州及东南亚所接触到的福建方言及粤语。麦都思在马六甲、雅加达等地的华人群体中宣教，在那里他已经开始使用福建方言。1828年马礼逊出版有《广东土话字汇》、1832年麦都思出版了英文版《福建方言字典》。在《福建方言字典》的序言中，麦都思提到新接触中国的西方人，所交流的多是华人社会的中下层，方言是最好的沟通工具。在1843年进入上海后，麦都思持续其方言宣教的方法，奠定了晚清及民国上海方言文字的基础，并对新教在上海周围地区及至整个中国的方言文字影响深刻。
    麦都思来到上海后，立即开始学习上海话，第二年即出版了《祈祷式文》，为近代传教士汉字书写上海方言之始。对上海方言的重视也影响了1845年进入上海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和其他传教士。1843至1856年的13年中（麦都思1856年返回英国），这两人是传教士中以汉字拼写上海方言著述最多的两位。1876年费城世界博览会《来华传教士著作目录》（Catalogue on Publication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中所记60种各类上海方言著作中，有约18种是1858年所出。其中以麦都思和文惠廉作品最多。另一方面在新教进入上海的前十年里，以汉字书写上海方言成为传教士们的唯一选择。1843年五口开埠后，新教传教士进入了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地，同样面临着方言传教的问题，也在汉字、罗马字上有所徘徊，离上海最近的宁波选择了以罗马字母拼写方言，成为此后当地方言文字的主体形式。正是由于麦都思的引领，1855年之前上海未出现罗马字母等拼写方言的文本。
    但是自1855年以后，上海方言记录形式开始多样化。19世纪50年代初新进入上海的美国传教士高第丕夫妇、郏爱比、吉牧师夫妇等人改变了单一以汉字记述上海话的形式。一方面，新来的美国传教士开始热衷于罗马字母拼写上海方言；另一方面，借鉴汉字古老的反切法，他们又为上海方言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拼音文字——上海土音字。虽然像高第丕、吉牧师夫妇等也有汉字拼写上海方言的著述出版，但是他们的际遇、观点与麦都思有所不同。麦都思进入上海后随着墨海书馆的创办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较多，能够坚持用汉字书写上海方言。但是美国传教士进入上海后首先面对的是向底层百姓的宣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底层百姓识字的不多，认为以汉字书写方言不利于百姓识认，影响宣教效果。另一方面汉字拼写方言时也存在着语音、词义方面的问题，对此，郏爱比言到“盖中华文字虽繁，以其播土白，则当有缺少，于是假借杜造之弊出焉”（《善恶经》序），吉牧师也认为“以汉字写土白，辄多有音无字，即或借用一二字，殊不故与！”（《上海土白入门》）。还有一个和美国传教士本身有关的因素，大多数早期来华的新教美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之前没有受过严格的中文训练，进入中国后首先面对的就是中文口语及书写的学习。据高第丕夫人的日记所载，高第丕之所以要创造拼音文字，是因为初到中国的他在学习汉字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当时在福州传教的怀德1854年也提到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这是当时传教士热衷于使用罗马字母和创造各种拼音体系拼写方言的一个重要因素。以高第丕为首的几位美南浸信会传教士认为在宁波等通商口岸流行的罗马字母拼写方言也有问题，罗马字母并不可能表现出所有上海方言的发音。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高第丕创造出了独特的上海土音字。

    高第丕受在印度传教的马士曼提出的“汉字的读音可以由前后两个部分构成”和中国古老的汉字拼读方法——反切法的影响，他决定创造一种有声母、韵母两部分的拼音文字。某一天正当他苦思冥想之时，突然看到了汉字“門”，其简单的竖笔与横笔给了他灵感，在一个中国读书人的帮助下，1855年他创造出了与罗马字母完全不同的上海土音字。
    创造出上海土音字后，高第丕等人出版了多种简易教材以便推广。1855年高第丕的《上海土音字写法》是帮助上海人学习土音字；1856郏爱比夫人（郏娘娘）的《善恶经》前亦有土音字的字母表；1861年秦佑还出版了两种《上海方言》（Dialect of Shanghai）小册子，则是直接以罗马字母拼读土音字。《上海土音字写法》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最为详细介绍上海土音字书写及拼读规则的文献。
    根据《上海土音字写法》所载，上海土音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只是在字形上借鉴了汉字的偏旁与笔画。每一个土音字都由“韵母”、“音韵”和声调三部分组成。书中字母表分为“韵母”、“音韵”两部分，“韵母”40个，“音韵”36个。首先必需指出的是《上海土音字写法》的一个关键问题：该书在字母表及“叙”中所有出现“韵母”字样之处全部是指今天所称的声母，“音韵”则相应全为韵母。1856年《善恶经》的字母表仍沿用这种名称。但在秦佑《上海方言》小册子中已经将高的“韵母”改称为“initial”，高的“音韵”
    改为“final”，1872年高第丕在他的以上海土音字为基础创造的山东登州字母《配音书》中，这两个词已经变为“上半音”、“下半音”。在清楚了这点之后，今天才能正确拼出他所创造的土音字。
    书中的“叙”则简单介绍了字母的创作思路及“四声”如何在“韵母”、“音韵”的字形中体现： 




    写土音之法用韵母一、音韵一，假作反切，合而取声，凡韵母中无剔脚者为高声，有剔脚者为底声，有三角者为出风，如  是也。音韵中有一点者为入声，两点者为重鼻音，方口者为轻鼻音，如是也。凡平声概不加点於外，如之类是也。其余加点在左者则为上声，加点在右者则为去声，如之类是也。计韵母、音韵共七十六字，反切取声共成八百八十字，由此参取四声，则土音之应用无穷矣。

    虽然“叙”中言其共有880个土音字，但是其后的“土音总目”中一共组合出759个字。其中651个用汉字标出相对照的音。其余108个无对应汉字，大部分都是因为其与其前后一字只有声调上的差别而未标汉字。在这个目录里，其拼音文字排列顺序是按汉语自上至下、自左至右排列，每一列基本以同一韵母为纲，变化的是声母与音调。这651个用作注音的汉字需用上海方言来读才能与其对应的土音字的读音相匹配，如“和”所标示的“    ”，“婆”所标示的“   ”，“吃”所标示的“    ”，“六”所标示的“ ”，按其字母读音规则，应为今天汉字的“胡”、“扑”、“车”、“陆”的音，与“和”、“婆”、“吃”、“六”在上海话里的读音近似。此种方法还是借鉴了麦都思等人以汉字拼写上海方言的方法。这种以汉字为土音字再注音的形式使得这本书更适合于当时操上海方言的民众，完全不适合只懂官话或他地方言的中国人，也不利于外国人学习上海方言。这也就是后来为何又出版了以罗马字母拼读土音字教材的原因。

    “土音总目”实际为土音字字典，初学这种拼音文字的人可以把“土音总目”当作读音字典，对照学习。由于“韵母”与“音韵”借鉴汉字横竖等基本笔画，而“韵母”（即声母）部分采用汉字的“扌”、“木”、“亻”等偏旁部首，这就使得土音字看起来与汉字很像，这也正是高第丕得意之处，认为自己发明的土音字依然与汉字有联系。高第丕认为自己的拼音文字易于为人理解，使用起来简单易学，正如该书封面背后所印“此字笔画甚少，最为易学，五、六天即能通晓，第需记清音韵字母而已”。
    在文后高第丕又以5句上海话为例，“今将上海话一、二语，旁边音出，以便入门，余可类推”。先以一列标出汉字所写的上海话，再以一列标出拼音文字，如“侬忙拉否，进来坐坐。            。”
    全书最后有一附录，共2页，全部为拼音文字，是一篇非常口语化的小短文，应是与前面的上海话例句一样，是给学习者的一篇范文。

    创造出上海土音字后，美南浸信会的传教士们积极投入到其推广中。1856至1859年间相继出版了多种用其编写的出版物，现仍能看到的有1856郏爱比夫人的《善恶经》和《伊沙婆个比方》，同年高第丕夫人的《三个闺女》，以该文字所著的字数最多的书籍《圣经摘录》（至少有3册，笔者只看到1857年所出第一册和1858年第三本），1859年出版有郏爱比所作《赞神诗》和《路加传福音书》（共有106页）。除这些宣教类图书外，1856年高第丕还出版有一本15页的科技小册子。这些书籍从封面书名到内容均用上海土音字，我们今天需根据《上海土音字写法》等教材才能缓慢辨读。从1856年后所出的这些书籍中可以看出，上海土音字在1855年公布于世后也有所修订，这些书籍中出现的一些字在《上海土音字写法》中是没有的。
    1855年至1861年出版的上海土音字书籍大部分篇幅不长，适于宣教时散发，事实上高第丕也确实曾非常热心地向路过的陌生人赠发土音字小册子。但是土音字本身的推广效果却是不佳。据后来高第丕自己的估计，前后也只有一二百上海人学过，而在1855年美南浸信会在上海的信徒不少于2500人，可见其文字并没有得到普遍推广。
    至于失败的原因，1888年高第丕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认为并不是土音字本身的问题导致推行失败，而是主张推广使用土音字的传教士在1860年左右都先后离开了上海。高第丕夫人与晏玛太夫妇1857年夏至1860年春回美国休假，高第丕本人也于1858年夏回美国，对其文字比较赞同的郏爱比夫妇则于1860年初回美国。1860年春高第丕与晏玛太两对夫妇返回上海后，忙于与太平天国沟通，加之1860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南浸信会的经济来源断绝，这一时期传教士们的生活都要靠朋友接济，有的则转做其他行业，无力于宣教与图书出版。所以虽然高本人一直在上海工作到1863年8月，但是从1861年起，再也没有人投入精力在上海土音字的推广与出版上，这种上海方言文字很快销声匿迹，并很快为人们所遗忘。

    虽然高第丕一直认为五六天即可掌握土音字，但是实际上五六天时间掌握拼音的使用方法没有问题，要记住其76个字母和759个基本字音却绝非易事；且这些拼音的写法当时还没有固定，经常出现同一个音两种写法，在后出版的书籍里经常出现一些字有的采用《上海土音字写法》里的写法，有些采用《善恶经》的写法。尤其是《上海土音字写法》以汉字注音，对于当时的上海人而言，也无法完全摆脱已有的汉字注音的影响，加之汉字同音字非常多，经常很难决定要读哪个音更合适，造成了他们的理解障碍。

    另外在实际阅读中也存在很大困难。对于认识汉字而不懂上海话或能听懂但不会说的人而言（可以想象初到上海的传教士在经历一段时间学习后，大多应属此类），在掌握了其字母文字发音之后，在阅读过程中，所读出来的与上海话的音调差距甚远，对其所讲内容是一点也不明白。笔者将一些段落的拼音文字的音全部标出，感觉有一小部分可以明白其意思，大部分还是似懂非懂，远不如当时以汉字所写的方言出版物宜于理解。
    1860年前后在上海传教的美国传教士也并不是都同意高第丕的上海土音字，在美南浸信会推广土音字同时，以美国圣公会吉牧师吉夫人为首的一些美国传教士则利用罗马字母为上海方言创造了一套拼音系统，其代表作品即《上海土白入门》（1855），另出版有《Loó ka dzan fōk iung sū》（《路加传福音书》）、《S’-doo yung-dzan》（《使徒行传》）、《Mo-t’a’dza’’fōk iung sū》（《马太传福音书》）、《Ts’ah ya-jih kie’》（《出埃及记》）、《Tsing’ kiau’ iau’’le vung’-tah》（《进教要理问答》）、《Sung’kiau’yu’-yak》（《圣教幼学》）、《De-le-ts vung-ta》（《地理志问答》）等一系列的罗马字母拼读上海方言图书。即使是热衷于推行土音字的高弟丕、郏爱比在同时期也有罗马字母上海方言图书出版。这也在另一方面说明了土音字的推行并不顺利。
    在1860年代之后的上海方言书写史上，虽然1868年左右范约翰前后出了至少9种罗马字母上海方言小册子，却不能动摇以汉字书写上海方言的坚实地位。除大量宣教类图书外，晚清还出现了汉字拼读的《福音新报》等上海方言刊物。

    纵观五口通商后二十余年，由于上海的地位不断突显，不仅出现了以宣教为主要目的的大量上海方言文献，艾约瑟、玛高温还在上海出版了英文的上海方言语法及词汇、短语书籍，这些不仅对研究上海方言变迁史有意义，我们还可以在其中找到新事物在近代语言接触中的反应，它们更是探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传教士的上海方言文献还对整个中国近代方言文献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吴语区，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苏州传教士的方言文字从形式到内容仍以麦都思等人的汉字拼写上海方言著述为蓝本；近代杭州方言文献也受到了上海的影响。但是近代上海方言文献的影响不仅限于吴语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许多进入中国内地及北方沿海地区的传教士都以上海为最初进入中国之地，原来在上海的高第丕等人也改往他地传教，早期来沪传教士对上海方言的重视与文字记录方式因此传播至他地。高第丕就把他在上海方言上的工作方法带到了山东登州，他利用上海土音字的拼写方式为登州当地创造出了拼音文字。
    传教士遗留下来的大量方言及民族地区文字成为中国近代中上的特殊文献遗存，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我们在探讨近代基督教变迁过程时不可忽视的证据。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部分参考作者发表于《语文建设通讯》2009年总第93期的文章“《上海土音字写法》与高第丕的方言拼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