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集

第3集

大卫既不理会王政复辟以后宗教对政府的影响，也不理会进步党的势力，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采取了最要不得的中立。在他的时代，内地的生意人必须态度鲜明才有主顾，在进步党和保王党的客户之间只能挑选一个。大卫受着爱情牵缠，一心想着科学，又是天性高尚，不会象真正的生意人那样唯利是图，也就不去研究内地企业和巴黎企业的差别。细微的分歧在巴黎的大浪潮中是看不见的，在州府里却非常突出。戈安得弟兄附和政府党的论调，经常进大教堂，亲近教士，故意要人知道他们守斋；社会上需要宗教书的时候赶紧重印，在利润优厚的生意上占了先，还诬蔑大卫是进步党人，无神论者。他们说，你怎么能照顾大卫的买卖呢？爷是九月党人，拿破仑党人，又是酒鬼，又是守财奴，早晚有大批金银传给儿子。他们弟兄俩可是穷得很，家累又重，比不得大卫是单身汉，将来还是大富翁，当然可以随心所欲。诸如此类的话说了很多。州公署和主教公署受到这些责备大卫的议论的影响，把印刷的业务给了戈安得弟兄。不久两个贪心的同行看见大卫没精打采，愈加放胆，也办了一份刊登广告的报纸。赛夏老店只有一些零星活儿可做，广告收入也减少一半。戈安得铺子靠宗教书和灵修册子赚饱了，想垄断本州的广告和司法公告，向赛夏父子提议收买他们的报纸。种葡萄的老人看着戈安得铺子营业蒸蒸日上，早已恐慌，一听见大卫报告这个消息，从玛撒克直奔桑树广场，来势之快好比乌鸦闻到了战场上的死尸味儿。他对儿子说：“你别管，让我来对付戈安得弟兄。”老头儿马上看出戈安得弟兄的用心，他眼光深刻，叫他们大吃一惊。他说他儿子险些儿做出糊涂事来，幸亏他拦住了。我们出让了报纸，还有什么主顾？诉讼代理人，公证人，所有乌莫镇上做买卖的，将来全是进步党；戈安得弟兄阴损赛夏爷儿两个，说他们是进步党，正好替赛夏铺子预备后路，日后进步党人的广告还是照顾赛夏铺子的！出让报纸？还不如连机器执照一齐脱手。因此他要把印刷所盘给戈安得弟兄，讨价六万法郎，免得儿子破产；他喜欢儿子，他要保护儿子。一般乡下人凡事推在老婆身上，这个种葡萄的凡事推在儿子身上：不是儿子不肯这样，便是儿子定要那样，逼戈安得弟兄逐渐让步；他花了一番气力，两个戈安得终于答应出两万两千法郎收买《夏朗德报》。条件是大卫不得再发行任何报刊，否则赔偿三万法郎损失。赛夏印刷所做的这笔交易，等于自杀；种葡萄的却满不在乎。犯过盗窃，下一步总是凶杀。老头儿打算用出卖报纸的收入抵充他出盘铺子的钱；只要能到手这笔款子，他情愿牺牲大卫，尤其这讨厌儿子对这笔横财也有权利分去一半。慷慨的父亲放弃印刷所，算是补偿大卫；一千二百法郎的房租照旧维持。报纸让给戈安得弟兄以后，老人难得进城，推说年纪大了；其实印刷所已经不是他的产业，他不再关心。只是几十年来对老机器的感情一时不能完全消灭。他有事上安古兰末而回到老屋子去的时候，到底是为了他的木机呢，还是为了儿子，我们很难断定。他向儿子催讨房租不过是个形式。赛夏的监工如今在戈安得弟兄手下做活，他知道那老子为什么这样大方，说老狐狸有心让大卫积欠房租，一朝大卫有事，老头儿可以凭着优先债权人的资格出来干预。大卫·赛夏荒废业务的原因正好说明这年轻人的性格。他接手老家的印刷所几天以后，遇到一个中学时代的朋友，正穷得走投无路。大卫的朋友那时大约二十一岁，名叫吕西安·夏同，父亲是共和政府时代因伤退职的军医。夏同老先生为着兴趣改做化学家，碰巧在安古兰末开着一家药房。他做了多年的科学研究，发明一种有利可图的药品，去世之前正在作必要的准备。他想治疗各种类型的痛风症。那是有钱的人害的病。有钱的人要恢复健康总是不惜重价的。因此药剂师在想到的许多计划中独独挑出这个问题来解决。在经验与科学之间，夏同懂得唯有科学能保证他发财。他研究痛风症的各种原因，根据某种摄生的办法使他的药物能适应不同的体质。最后他上巴黎去要求科学院鉴定，不料死在巴黎，研究的成果就此埋没了。他在世的时候自以为家业有望，对儿子和女儿的教育一点不肯疏忽，把药房的盈利统统花在家用上，弄得孩子们在他身后一贫如洗，更不幸的是一切教养都是为美丽的远景准备的，父亲一死，这远景也跟着消灭。替夏同治病的是有名的台北兰医生，眼看他临终又急又恨，浑身抽筋。夏同这股雄心主要是为了热爱妻子。她是吕庞泼莱家硕果仅存的一个后代，一七九三年时被夏同象奇迹一般从断头台上救下来的。军医为了拖延时日，不征求姑娘同意，谎报她怀着身孕。他想法取得和那姑娘结亲的权利，同她结了婚，虽然彼此都穷。他们正如一般凭爱情结合的父母，生的两个孩子和母亲一样美丽无比，而美貌和贫穷凑在一处往往是最不幸的遗产。丈夫的希望，工作，绝望，深深的印在夏同太太心里，美丽的面貌大大的改了样；境况逐渐艰苦，她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可是她和孩子们的勇气完全能抵抗他们的恶运。药房设在安古兰末近郊最大的市镇，乌莫的大街上！可怜的寡妇出盘铺子的钱只能收三百法郎利息，还不够养活她一个人。她和她的女儿不觉得贫穷可耻，自愿作工度日。母亲服侍产妇，有钱人家看她举止文雅，特别喜欢雇用她；她吃了人家的饭，拿一法郎一天的工钱。母亲唯恐这样降低身份使儿子难堪，在外改称夏洛德太太；要雇用她的人都向盘进夏同药房的卜斯丹先生接洽。吕西安的妹子在专洗上等衣服的普利欧太太店里做活，一天挣七十五生丁；她管理女工，在工场里的地位比一般女工略为高一些。普利欧太太做人规矩，在乌莫镇上很受尊重，跟夏同家是邻居。母女俩微薄的工资，加上三百法郎利息，每年大约有八百法郎，供给三个人的吃住衣著。他们尽量节省，才勉强维持，而且那些进款几乎全部花在吕西安身上。夏同太太和女儿夏娃对吕西安的信心，不亚于穆罕默德的老婆对丈夫的信心，样样都肯为吕西安的前途牺牲。可怜的一家住在乌莫，屋子是花很少的钱向夏同的后任租的，坐落在后院尽头，配药间的楼上。吕西安住着顶楼上的一个破房间。他在热爱自然科学的父亲鼓励之下，开始也走这条路，是安古兰末中学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大卫·赛夏毕业那年，吕西安正好进三年级。两个老同学碰巧相遇的时候，吕西安熬苦不住，正想走极端，这是二十岁左右的人常有的念头。大卫提议教吕西安学做印刷监工，很慷慨的送他四十法郎一月，把他从绝望中救了出来；其实大卫的铺子根本不需要监工。中学时代的交情恢复以后，命运的相似和性格的不同使两人的关系愈加密切。他们俩的头脑不难挣上好几份家私，聪明才智比得上第一流的人物，事实上却屈居人下。命运的不公道成为他们之间有力的联系。并且两人从不同的途径出发，都热爱诗歌。吕西安预定的专业是高级的自然科学，但他热烈向往文学的声名。沉思默想的大卫天生宜于作诗人，趣味却倾向严格的科学。志趣的交错使他们俩情投意合。不久吕西安告诉大卫，他的父亲在应用科学方面有过哪一些卓越的见解。大卫向吕西安指出，要在文坛上成名致富应当走哪一些新路。两个青年在短时期内的友谊，只有刚刚脱离少年时代的人才会那么热烈。不多几日，大卫见到美丽的夏娃，凭着他忧郁深思的性格，一见生情。祈祷文上说的海枯石烂，永矢勿渝的话，往往被一般无名的大诗人当作格言；他们的辉煌的诗篇是在两个人的心中产生的，也是隐藏在两个人的心里的。等到大卫发觉吕西安的母亲和妹子寄托在诗人身上的希望，知道了她们的盲目的热诚，更觉得能接近夏娃，参与她的希望，分担她的牺牲，十分快慰。因此大卫对吕西安视同手足。正如极端派的保王党比王上还要激烈，大卫比母亲和妹子更相信吕西安的天分，象母亲宠孩子一般的宠他。两人因为缺少资金，一筹莫展，常常象所有的年轻人那样左思右想，要找一条致富的捷径，把捷足先登者已经采摘一空的果树使劲摇撼还是找不到果子。有一回谈话中间，吕西安想起父亲提过两个计划：一个是采用新的化学药品，制糖的成本可以减低一半；另外一个计划是用美洲的一种植物造纸，近乎中国人用的原料，成本非常便宜，可以把纸价减低一半。大卫知道这问题重要，曾经在第多厂引起辩论，便抓住这个主意当作生财之道；又认为吕西安指出这条路来，变了他永远报答不尽的恩人。谁都看得出，两个朋友的主要思想和精神生活使他们完全不宜于管理一个印刷所。戈安得弟兄成为主教专区的承印商和出版者，又是本州今后独一无二的报刊《夏朗德时报》的业主，每年有一万五到两万法郎的营业·，小赛夏的印刷所每月勉强做到三百法郎，除了付监工的薪水，玛利红的工资，捐税，房租，大卫一个月只到手上一百法郎，换了勤谨巴结的人，准会添一批新铅字，买几架铁机，用便宜的印刷工价向巴黎的出版界兜揽生意；这位老板和他的监工却一心一意在学问上做功夫，看见还有最后几家客户的生意就满足了。戈安得弟兄终究摸清大卫的性情脾气，不再毁镑；他们觉得最聪明的办法是让那家印刷所苟延残喘，维持一个不上不下的局面，免得落在一个精明强干的同行手中；他们自动把零件生意介绍给大卫的铺子。可见只因为竞争的人算盘精明，大卫在生意上还能存活，他自己可并不觉得。戈安得对于他们所谓大卫的“怪脾气”暗暗欣幸，表面上对待大卫很公道、很正直，其实他们的行事和驿车公司差不多，为了防止竞争，自己开出新公司来假装有人抢生意。赛夏屋子的外表同内部的寒酸简陋完全一致，老熊从来没修理过什么。日晒雨淋，天时不正，过道的门象老树干，布满不规则的裂痕。虫蛀的屋顶盖着法国南方通行的凹瓦；门面造得很坏，砖石并用，杂乱无章，似乎吃不消屋顶的压力，往下沉了。虫蛀的窗槁子装着高大的护窗板，因为天气热，外面加上厚实的横闩。开裂得那么厉害的屋子，安古兰末城里很难找出第二所；要没有三合土的粘力，早已支持不住。两头亮，中间黑的工场，壁上全是招贴，下半截经过工人们三十年来的摩擦，变了棕色；楼板上吊着绳索，地下堆着纸张，放着几架旧机器，压纸的石板，一排排的铅字架；工场尽头，两边两个小亭子，老板和监工各据一方：你们想象—下这个景象，就能体会到两个朋友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