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我与春晚的故事

我与春晚的故事

魏敏

   1996年，我刚从地方台借调到中央电视台，就有幸参加了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组。但因为种种原因我在这一段让我刻骨铭心的经历中，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连当晚直播的演职人员字幕上，都把我给遗漏了。这也恰恰是我与“春晚”不解的情缘和难忘的故事。

   一、初入剧组

   作为电视人，能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大型综合性节目的制作，是个非常难得的机遇。由于我是以文字见长进组的，最初被安排在晚会的秘书组。在这期间，我主要是负责协助台领导和导演组起草对港、澳、台，及各国使领馆发出的各种函件。当时我们与港、澳、台还是处于谨慎接触的状态，特别是对演员发出的邀请，更是要字斟酌句，咬文嚼字，哪怕只有十几个字的邀请函，也是层层审阅，最终由台长亲自把关。记得对童安格、叶倩文的邀请函就来来回回修改了十几次。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跟着部主任，带着起草的各种函件往返在梅地亚——方楼之间，经常能见台长的荣幸，也在我还没来得及惊喜、还没来得及受宠的麻木中，就变成了例行公事的过程。

二、非节目类

春节联欢晚会的组成，除了大家都知道的音乐、歌舞、相声、小品等节目外，还有一种是由新闻、实事的相关人、或事件为核心包装起来的非节目类型。随着晚会筹备的进展,我被安排到了“非节目类”组。听来有些怪怪的吧，但它确是每台“春晚大餐”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组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当年国家的重大决策和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用电视手段把它融进春晚的节目中去。比如：那个时期的“拖欠农民工工资” 加入WTO ；又比如今年（2022年）与神舟十三号在太空出差的航天员们对话等等。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每年春晚的导演都会特别头疼这个环节，但又不敢丝毫的怠慢，甚至可以说它是整台晚会的灵魂般的存在。

记得那年非节目类选题有过好几个方案：一个是把最新研制的机器人放到晚会中去表演；一个是让转基因鱼出现在晚会上；还有一个是把全息技术搬上舞台等等。可结果都被一个一个地否决了。事情往往应了那句老话——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年春晚最终出现的那个由科学家组成的乐队一曲小提琴合奏——“拔根芦柴花”让广大观众看到了一支具有良好素质和丰富才能的高科技队伍，并获得了广泛好评。而这一灵感，是来自我们对 863工程成果之一 ——水稻之父袁隆平的采访。这位充满了传奇性的人物，以他毫无传奇色彩的憨厚、朴实，和他充满浪漫色彩的爱好——拉小提琴，让我们在迷惘中找到了方向。

形式确定后，我们便和国家科委为此派到春晚来协助我们工作的同志着手组织一个“863工程”科学家乐队。很快，这支由院士、博士、和“ 863工程项目的科学人员组成的乐队就组建起来了，而我也荣幸地成为他们的领队，负责组织他们排练、走台、并协调与晚会总导演的各种事宜。

由于我与科学家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工作效率比较高，我们这个节目在每一次的审核中都毫无“悬念”地过关。于是领导又让我同时负责当时人气正旺的北京国安队，在晚会中与上海申花队两地同唱《真心英雄》这个节目的组织协调。这年春晚还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尝试北京、上海、西安三地通过卫星同步直播。

我不懂足球，就知道“国安”与“申花”是当年老百姓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为了把这个内容融进晚会，在确定他们这两个队都能到场以后，由相声演员姜昆、戴志诚突击创作了相声《球迷》。

我们知道，体育明星的档期是不由我们掌控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参加各种比赛，而且是世界各地地跑，不可能按我们的程序来参加彩排，更不要说排练了。所以，对于春晚这种“一级战备”的现场直播，是有一定风险性的。可正如商场一样，风险越高效益越大，往往这种节目总能获得最好的现场效果，把晚会推上一个高潮。

除夕直播的那天晚上，我最紧张的就是跟国安队的球员们在候播厅的那段时间。那天剧组的不少球迷包括好些明星，一看到我和国安队的金指导带着队员出现在后台，便蜂拥而至地抢着跟他们合影、请他们签名。我一看这阵势冷汗都急出来了，因为我就只有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即要把节目的内容讲给他们，还要帮他们排演一下队形和几个简单的动作。我于是立即求助于负责晚会保安的工作人员，一边让金指导也协助我把队员收拢，一边让工作人员疏散一个个围着球星的小圈子。还好，大家都是春晚的参与者，也懂得直播的重要性，所以都很配合。而“国安”队的小伙子们也都个个有文艺天赋，一点就明戏，后来到了舞台上我发现他们还临场发挥了不少。事后导演和组里的同事们不无赞许地对我说：“咱北京现场的国安队在镜头前的表现比在上海分会场的申花队要好。

我知道，这是对我莫大肯定了。

三、与童安格合作

当时正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等歌曲在大陆很受欢迎的台湾歌星童安格和因演唱内地著名作曲家也是我们当年春晚的音乐统筹李海鹰创作的《我的爱对你说》而在内地走红的香港歌星叶倩文，是晚会请来的特殊嘉宾演员，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也是进组最晚的人员。对于接待的规格，和怎样使他们尽快地进入整个晚会的状态，台领导也是颇费了心思。从他们说这事儿时的神情我看得出当时我们与港、台所处的那种微妙的关系。由于前期工作的介入，加上我来自南方，对他们的语言也算无师自通，导演组经过慎重考虑后，还是决定派我代表组里来负责与他们的协调工作。

当时他们分别住在昆仑饭店和香格里拉，我于是就每天成三角线地来往于电视台—香格里拉—昆仑饭店。那时，内地的音乐人还没有完全进入市场化，所以我们对那些前呼后拥的阵势还有些不解的。因为、所有联系都得跟他们的代理去谈，由他们去转达。因此我也很难得见上我的这两个“当事人”。要不是因为童安格的歌词有问题，领导让我给他改词儿，我大概也就是跟总导演一样——他们到组的那天和直播当晚见面的两面之缘了。

所谓与童安格合作的事儿是这样的。记得那天我婉转地转达了台领导的意见，希望童先生能换一首歌或者改几句词儿。没想到对方的态度非常爽快和诚恳，不仅同意改词，而且请剧组按照要求去改。于是，导演安排了组里两三个词作家来为那首原来叫《我要自由去旅行》的歌改词。那天我也在场，导演顺嘴说了一句“你也算一个吧”。没想到最后从领导到童安格本人都比较认可我改的那一稿。就这样，我有幸地与当时的“偶像”级歌星有了一次愉快的合作。

四、无悔付出

正当我全力以赴地沉浸在“春晚”的成就感和繁忙中，我竟发现我意外怀孕了。这个小生命显然是注定要被扼杀的。作为局外人的观众也许不太理解，对于电视人来说，“上春晚”就如同战士上战场、军人有仗打一样无法放弃。所以在大年三十儿的欢歌笑语背后，多少“忠孝不能两全”的儿女、远离嗷嗷待哺的孩子的母亲、舍弃妻儿老小在剧组里没日没夜苦熬的“爷们儿”，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对于曾经参加“春晚”的人来说，无论你参加过多少次，每一次的记忆都不会相同，每一次的付出都让人刻骨铭心。

由于我没有向剧组透露我的身体情况，那天，当中央领导来慰问春节联欢晚会剧组的全体人员时，没有人能联系上我。就这样，我完美地错过了剧组唯一一次集体活动，更遗憾的是，由于合影那天组里对各部门的人员做了登记，这也是作为春节联欢晚会演职员名单字幕的依据。结果，在96年春节联欢晚会直播结束的片尾字幕上惟独落下了我的名字。虽然，当天晚上在总导演亲自过问下，编辑在第二天重播补上了我的名字，总导演为此事也非常得愧疚，但毕竟遗憾已经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淡出娱乐圈后，每年的“春晚”仍是我搁舍不下的关注，只是我与普通观众不同，它会使我更多地去想那些上演在屏幕背后的故事，那些忙碌而最终失落的心，那些付出而没有回报的人，还有那些在现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却永远不被提及的每一个角落里的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