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相亲角读爱情诗，他成了被驱逐的怪人

爱情、婚姻成为商品的背后，就是人成为商品。

撰文 | 李彤 编辑 | 曹颖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十月的上海，天气刚刚转凉，人民公园依旧林荫葱郁。这里藏着全国著名的相亲角，公园的过道、广场周围坐满了帮儿女相亲的中老年人。

塑料膜封着一张张简历——“觅：93年后，独生女，身高163以上，本科以上，漂亮，气质佳，江浙沪或外省大城市”——高学历，有房有车，在这里再寻常不过。“爱情”被明码标价。

公园里人流不断，人人讨论着自己尚未婚嫁的儿女和琳琅满目的相亲信息。嘈杂喧闹的小广场里，时不时传来一些“格格不入”的声音——

“突然想起你/你就成了一枚钉子/而且固定住了/这个空洞的房间。”

“爱情已溜走/它徘徊到了远远的高山之上/在熙攘的星群里把面目隐藏。”

一个中年男子，身着深蓝色衬衫、休闲裤和一双亮面皮鞋，腰间挎着一个小音响，定定地站在一条木制小板凳上，手捧一本《给爱人读诗》，正忘我地朗读。

他的脚下也放着一张“简历”：“艺术家曹再飞于2019年4月5日起每周末节假日在此朗读经典爱情诗。期间很多朋友、学生加入。”

公园里的那些目光，异样地投向他，又收回、远离，有人把他当成神经病，急忙拽走凑近的同伴。

如今，距曹再飞闯入人民公园相亲角读爱情诗，已经过去三年。他从未与这里的任何人公开谈论过爱情，却渐渐和相亲角的人们形成了一种“荒诞”的共存，一边在心无旁骛地歌颂爱情，另一边在充斥着欲望的“婚姻市场”里为儿女焦虑。

人成为商品

“男 87年 身高：180cm

学历：硕士

职业：总经理

年薪：50万

有独立婚房”

——上海相亲角

2019年2月，春节刚过去不久，曹再飞和朋友在人民公园附近吃完饭，想进去溜达溜达。

在上海生活了十余年，曹再飞对人民公园早有耳闻，他猜测相亲角里应该有很多年轻人，“就像校园里的外语角一样”，大家相互介绍，彼此交流。

但当第一次走进去后，他形容，“震撼，失望。”

眼前的场景与想象中的画面截然不同，诺大的公园里挤满了上万人，大多数是本地中老年人，也有很多江浙周边的带着孩子的简历来寻缘。几万份有关他们儿女的相亲信息散落在公园的各个角落，像宣传商品的传单广告，封着塑料膜，铺在地上，绑在树上，贴在一把撑起的伞上，或是在道路旁的绳子上挂成两排。有些“传单”上贴着照片，有些“传单”上直接挂着一个二维码，扫描它，即可获取更多相亲者的信息。

“人被量化了，特别具体，就像商品一样，都可以被标价。”曹再飞发现，所有相亲信息都写得特别直白，户籍在哪，收入多少，房子在什么位置、内环还是中环、多大面积。“甚至还有要求私家车必须有上海牌照，车要40万元以上的。还有对身份证的开头号码有要求的，新来的上海人不行，必须是一直生活在上海的。”铺天盖地的信息交换，宣扬着父母对子女婚姻的焦虑。

曹再飞意识到，相亲角里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爱情，“没人询问对方孩子的三观、人品和涵养，金钱成为了唯一衡量的手段。”

相亲角的一切，让身为爱情理想主义者的他，感到失望。曹再飞的爱情观来自很多文艺作品，《致橡树》《霍乱时期的爱情》《泰坦尼克号》，在那些故事里，为了真挚而动人的爱情，人可以付出一切，甚至生命。

“人类自古以来就对爱情有美好的想象和寄托，爱情应当有精神层面的认同，是灵魂间的碰撞。相亲角却把人物化，爱情、婚姻成为商品的背后，就是人成为商品。我们整天讲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但现实就是人成了手段。而且不是一两个人在这么做，是一个群体，有几万人，相亲角蔓延到了整个社会，除了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安徽都有，这是有很大问题的。”

相亲角的“怪人”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荒原》

两个月后，曹再飞再一次闯入相亲角，这一次，他不是旁观的路人。

在人民公园西侧广场的梧桐树下，他挎上音响，将双脚踩在20厘米高的小板凳上，翻开诗集，开始朗读艾略特的《荒原》。

作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老师，也是一名艺术家，大胆践行是曹再飞的一种本能——他画过许多画，做过很多艺术装置，花费五年多的时间考察安徽宿州600所基督教堂，也曾在车流极速穿行的公路水泥隔离墩顶面，倒退着写下个人的私密故事。

“用日常、朴素的方式传达社会现实中的荒诞”，是他一贯坚持的创作方式。在相亲角读爱情诗，成为曹再飞新的表达，“婚姻里怎么能没有爱情呢”？

歌颂爱情或许是一种最好的方式，不和相亲角的众人交流，形成自己的空间，通过朗读与周围的环境产生反差。至于会不会带来改变，他没有多想，“能在这儿传达出另一种声音，对身为个体的我来说有意义，就知足了。”

《荒原》不是一首绝对意义上的爱情诗，选它作为开篇，既是出于私心，因为曹再飞非常喜欢艾略特，也是因为《荒原》是诗人的预言，正如同此时的相亲角，“现代性是一片荒原，人们的精神终将荒芜。”曹再飞就在这残忍的四月，开始读诗。

站在板凳上，他感到摇摇欲坠，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读诗，“前所未有的紧张，之前做老师的经验在这里都无效了。”周围人们的目光不断向他汇聚，各种猜疑，议论纷纷。他极力控制自己几乎颤抖的声音，用了半个小时，终于读完了近三十页的《荒原》，带着帮他拍摄的学生，慌张逃跑。彼时四月的上海天气凉爽，曹再飞的汗却已打湿了书页。

第一次的读诗经历并不愉快，曹再飞不是一个喜欢抛头露面的人，他把读爱情诗视为“修行”。

第二天，他又一次鼓起勇气站定，高声朗读了普希金的情诗，《给娜塔莉亚》《告诗友》《理智与爱情》《给妹妹》《致八丘希科夫》《皇村回忆》《给娜塔莎》。

第三天，他又朗读了泰戈尔的15首情诗。

“这人是神经病吧？”几位路过的阿姨冲过来打断了曹再飞的朗读，她们质问正在帮他拍摄的学生，警觉地要求曹再飞和学生删除所有包含她们身影的照片，直到最后一个删除键按下，她们才鄙夷地离开。

曹再飞就这样成了相亲角的“怪人”，人们的议论不时传到他的耳朵里，“这个人是不是感情受刺激了？”“他是从精神卫生中心跑出来的吧？”“你脑子瓦特了？”最初的几个月里，他遭遇了数不清的白眼和阻止，甚至有人找来保安驱赶他，他只好说自己在做“文化公益”。

对于这些不解，曹再飞渐渐学会充耳不闻，“读着读着就豁出去了”，紧张感在慢慢消失。每次站上板凳，他把自己想象为一座雕塑，高于地面，成为“被观看的对象”。来相亲角读诗也成为一种仪式，每个周末，他都会推掉其他事情来这里做一个“傻子”，声情并茂地高声朗读。

他常常读到忘我，把原定读诗的一小时延长到两三个小时，直到嗓子沙哑。用他的话说，“读爱情诗是一场无望的浪漫，没感动到别人却感动了自己。”

“你是不是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相亲？”

“我不相亲，我只读诗。”

“人们只听你说房子、票子，谁听你读诗啊。”

他把五六十首爱情诗也打印成相亲“传单”的样子摆在地上，不少人上前来看，有人好奇得一张张看，也有人抱怨自己“被骗了”。市容管理人员要求他收走，“相亲广告可以放，但爱情诗不能放”。后来，他只在脚下留下了自己的那份“简历”。

或许，站定的曹再飞除了傻气，也散发出一种让人动容的气质，又或许是诗歌的魅力，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读爱情诗的队伍。有学生特意来人民公园找他，也有被吸引的游客，忍不住站上板凳读上一首，或是在一旁唱起情歌，也有很多年轻人成了固定志愿者。

有个女生想在相亲角读诗给在国外上学的男朋友，还有人自己写诗给挂念的人，请求曹再飞帮忙朗读，他都会欣然同意，并拍下视频反馈给对方。一位穿着绿格子衬衫的中年男子曾站了许久，反复对曹再飞说：“这城市就缺这个，这些人把这里变成人肉市场了。”“爱情和诗歌特别柔软，在坚硬的、冷冰冰的物质社会面前，也许会受伤，会显得脆弱无力，但艺术本来就是这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艺术不可能直接改变社会，但哪怕有一些感动人的瞬间，也会对他人有微弱的感染。”那些鼓励，让曹再飞决定一直读下去，这一读，就是三年，除去疫情管控，风雨无阻。

他们也曾追逐过浪漫和理想

“我的心狂喜地跳跃，

为了它一切又重新苏醒，

有了神往，有了灵感，

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爱情。”

——普希金 《给凯恩》

在公园读诗久了，曹再飞常会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

陈先生算是一个，六七十岁，身材高瘦，头发灰白，面相随和。每个周末，他都会带着一张小板凳，拎着茶杯，坐在曹再飞读诗的小广场旁为女儿相亲。没人来了解女儿信息的时候，他便会时不时地站起来听曹再飞读诗。

有一次，曹再飞正在朗读普希金的情诗，陈先生终于忍不住了，“小伙子，你让我念一首吧。”陈先生站上板凳，动情地朗读起来，读罢，他走下板凳，拥抱了曹再飞一下。那些诗句仿佛唤起了陈先生的青春岁月，他说自己受苏联文学影响，最喜欢《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还推荐曹再飞去上海一个每晚举办的读书会。这是他们仅有的交流，剩下的时间，他们只是点头之交，他们从未聊起陈先生的女儿，也从未聊起爱情。今年，曹再飞没有在相亲角再遇到陈先生，也许他的女儿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对象。

曹再飞还记得，一位阿姨曾把自己喜欢的诗抄了下来，那是戴望舒的《雨巷》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那天，她披着橘黄色的方巾，用极其深情而饱满的语调朗读道：“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这之后，阿姨隔三差五来相亲角，每次见到曹再飞，总会上来打个招呼。

读诗，是相亲角里的中老年人少有流露出温柔与自我的时刻。

曹再飞能感受到，他们曾经也是文艺青年，有过文学梦，也曾追逐过浪漫和理想。如今年老，却整日在相亲角为儿女的婚姻操心。“现实空间和精神空间应该是协调的，如果只强化现实，注定是不会幸福的。”曹再飞感慨。

读诗装备

社会学者孙沛东尝试解读过相亲角父母们的心理，她指出，来相亲角的大多数是五六十岁左右的城市中产阶层，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也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正因为这些父母历经苦难的岁月，个人情感和婚姻生活并不幸福，所以，他们更加迫切地想帮子女谈条件，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再“走错路”。“他们把相亲角变成‘欲望’、‘实力‘和‘市场’的混合体，在这里充满对情感的渴望，对沟通的希望，对弱者和小人物的同情或者蔑视，对现状的无奈、迷茫、焦虑与绝望。”

几年里，相亲角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有些父母，如同钉在这里的钉子，始终没有为孩子找到满意的人选。一位阿姨告诉曹再飞，在相亲角找到合适对象的概率很低，哪怕每天都来，也看运气。曹再飞也尝试过去解答这个问题，“尽管他们的孩子都看起来十分优秀，有车有房，但有人和我说他们只渲染优点，有营销的成分。他们对心仪对象的要求也特别高，高标准在这里成了一种趋向。”他向来不喜欢仔细阅读那些被展出的“简历”，但也发现，“女儿的简历比儿子的更多。”

除此之外，曹再飞再没有向这些父母们询问过有关相亲的任何问题。除去经典爱情诗偶尔将他与他们连接起来的短暂时间，大部分时间，他与相亲角“荒诞”地共存。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曹再飞在一边真挚地朗读，另一边，相亲角的阿姨询问着路过的小伙，“你一年赚多少呀？你这个收入在上海不算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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