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2023年经济关键词，敢为与相生

三年拉锯，艰辛异常。中国战“疫”终于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优化完善防控措施，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创造条件。
12月6日，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2023年经济工作时，强调“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强调“要坚持真抓实干，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
今年7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就强调了“敢”字。当时的说法是，“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
一连串的“敢”，显示出加快发展的紧迫性。最近，浙江、四川、广东、江苏、福建等地已经快速行动起来，或组团出海抢订单，或在家门口举行全球招商大会，抢市场。
明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三年，也应该是经济社会正常化之年、活力恢复之年。
我国多项总量指标都名列世界前茅。但看人均的话，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厉害。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月均不足3000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月均不足40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月均不足160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四项：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移性净收入，其中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9629元，月均1630多元。
再看消费支出，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100元，月均2000元多一点。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07元，月均2526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916元，月均1326元。
看了我们国家普通百姓的基本收支情况，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央反复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才是最大的正确。
把发展作为更为主要的目标
既然发展是第一要务，也有这么多对敢为的强调，为何在现实中，不敢为、不作为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我在日常调研中有如下感受：
干部不敢为，地方不敢闯，往往是因为上级的要求是多目标，且每个目标都有巡视督查和问责机制，都必须完成。不少目标之间常常会“打架”。例如，稳增长、促发展会被疫情防控中长期关厂关店、阻断人流物流所影响。
企业不敢干，不敢投，不敢创，则主要是因为预期不明。这既包括对市场风险的预期，也包括对政策和执法环境的预期，还包括所有制歧视等深层次问题的预期。
如何理解这些问题？
 首先，目标多元、政策多元，正是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因为今天的目标不仅是增长速度，还包括增长质量、环境质量、社会公平等等。
 其次，问题不是出在多目标上，而是出在：在多目标条件下，没有很好地因时因地进行轻重缓急的排序。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各部门往往齐头并进，每个部门都有一套刚性化的KPI考核，自上而下的指令越来越多，基本模式就是“开会动员——发文布置——督查考核”，上面布置任务，中间层层加码，层层往下，最终基层兜底，兜不住的时候就对付。
有基层干部说：“现在发展政务数字化，让上面可以穿透看到下面，这是对的。但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是一个方向，只能向前进，总会有停顿一些的时候。现在的情况是只能进步，不进步就列入黑榜批评。逼着下面编造数字。”
而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真实情况的反馈则很不充分。久而久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变成常态，基层追求岗位责任的“零风险”，自主性、创造性的行为不断收缩，机械化执行则不断增加。
地方要完成这么多指标，需要相应的人财物力支撑，形成很大的支出压力。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指出，如果地方受财力约束，难以执行到位，会被问责，所以只能想方设法筹资，甚至违规融资举债，“统筹”使用财政和金融资源，或者把国企、平台公司的资金搞“一平二调”，以完成任务。但这样一来，又会导致政企不分，带来更大的风险。
 最后，政策不落实、口惠而实不至，也让很多市场主体缺乏信心。
例如，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署。早在2018年11月中央领导人就表示，“要高度重视三角债问题，纠正一些政府部门、大企业利用优势地位以大欺小、拖欠民营企业款项的行为。”2020年7月国务院发布第728号令《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当年9月1日起施行，要求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对拒绝或者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机关、事业单位，应当在公务消费、办公用房、经费安排等方面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但我在调研中发现，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是目前的一大痛点，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中小企业说：“口号支持很多，一到实际，支持就很少。”
此外，在不少地方经济下行压力严重之时，市场监管、公安、税务等部门“带着任务”作业，跨区域作业，直接扣押企业法人的情况多了不少。有些涉税、涉诈、涉金融类犯罪是应当打击的，但也有不少是“先扣人，再谈条件”，甚至扣了几个月还不让见律师。
总之，要让市场主体敢为敢行，就要对多目标的轻重缓急适度调整，把经济发展放在更为主要、更加重要的地位上。特别是地方一把手，要识大局，有所担当。如果还是多目标同时、同等力度推进，发的力相互之间就对冲掉了。
把相生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不久前，我和通用电气第九任董事长、CEO伊梅尔特有一个对话。我提了一个问题，中国近年非常强调发展实体经济，不少人把实体经济跟金融、互联网等进行了对立，您怎么看待实体经济跟金融、互联网的关系？
他回答说：“我觉得这三者应该是有共同作用的，并不是选择一个抛弃其他一个，因为产业也从金融中受益，同时也从互联网技术中受益。实体经济公司能提供最多的中产阶层的工作，他们有工厂、仓库、油田等产业，政府通常都对实体工作更有兴趣，因为这些产业能产生更多就业机会。但一个好的经济体必须三者兼顾。”
不同产业间往往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古话讲，“盖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生克循环，运行不息，而天地之道，斯无穷矣。”相生，就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促进、助长和资生，相克，就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抑制、制约和平衡。
最近这些年，在高质量发展中，我们提出了促进绿色低碳转型、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房地产去杠杆控风险、推动科技创新、调整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等等主张，这都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必须之策。不少政策方面的调整，对于传统的粗放增长模式进行了必要的校正。这种“相克”是必要的。
问题在于，不少方面的相克，克的太多、太久，一克就没个头，各种相克叠在一起，再加上部分政府部门更喜欢扩大在管制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天然有克的冲动，所以导致了“合成谬误”。不少行业和重要公司一直处在整顿状态，不知何时可以恢复活力。
克来克去，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也不讲了。比如把金融、资本、数字化当成问题的源泉。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资本市场在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中具备枢纽作用。资本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要素，本身是中性的，就像人开车，车子是中性的。我们需要红绿灯和交通规则的规范，但没有谁说过不要发展汽车产业，不要开车上路。
又如，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可见数字技术完全可以为实体经济所用，数实相生，数实并进，这是富有建设性的大逻辑。
今年我在调研中很深地体会到两点。首先，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水平不高的人口大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衣食住行、服务消费、加工制造等等，高精尖产业往往是资本、人才、技术密集型的，很重要，但对普罗大众就业的贡献并不大。所以各级政府一定要关心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者的生存与发展，不能言必称AI、生物制药、半导体。
其次，如果基础消费（如接触性的服务业）和基础产业（如房地产）失灵，很多高精尖的产业和服务也会失去用武之地。
我们需要产业调整和升级，但应该是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渐进而行。主观化、行政命令式的做法，即使初心是好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一个产业，只要市场需要，依法合规经营，就应该放心地存在，不应该被经常性地干扰。
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中，“无制则亢而为害”的一面已经基本解决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无生则发育无由”，是很多市场主体找不到好的出路、生路。
即使一些行业需要整肃，监管部门也要明白，整肃的目的还是为了健康发展，而不是以各种形式显示自己的存在感，却不顾及市场主体的命运。如同中国学者杜亚泉1912年在《减政主义》中所写的，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当下，要让市场和社会“自由发展其活力”，就必须更多地站在“相生”的立场，看到各行各业的内在关联性。采取相克一类的举措，要慎之又慎，要有时间、空间、程度的限制，不能长期化。
企业之间也要促进相生
政府的政策和举措，要更加注重对产业、市场主体相生的一面，企业之间也要注重相生、相助，要善待利益相关者。
前不久我去上海一家道具公司参观，是一家帮助国内外美妆、奢侈品公司做店铺装修和陈列的公司。他们的客户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国际大品牌，一类是国货品牌，他们非常希望借助多年服务国际品牌的经验来帮助国货提高展示力。但现实中，国货品牌跟他们谈判的核心要点就是两个字：价格。不断杀价，不断延长账期，至于道具是怎么做出来的，他们并不真正关心。有的根本就没有去过他们在上海郊区的道具工厂看过，只是看看他们在南京路、静安寺做的其他品牌的店铺就可以了。
而国际品牌要用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厂，他们要到工厂里，带着专门的技术服务公司去测空气质量，测有没有有毒气体，看木加工环节的刷漆有没有环保问题。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还要了解清楚你的公司有没有雇佣童工。如果你能雇佣一些残疾人，最后的供应商打分表可以有加分。而且国际品牌一旦跟你签约后，就不会再谈价格问题，不会再压价、拖延账期。
我还采访了一家做SaaS服务的公司。他们有一家重要的国际品牌客户，在正式签约前，要求看他们的财务报表。这家SaaS公司并没有上市，问他们为什么要看财务报表。国际品牌回答：“一是要看你们的实力能不能保证服务的长期化，二是也看看你们的利润率的情况。如果利润率太低，甚至亏着做生意，我们考虑要多给你们付一点预付款，甚至给你们再涨一点价钱。”我看了这家国际品牌的供应商守则，供应商是他们的伙伴，是一家人。
我和一些中国供应商有过交流，比如给大型工程机械企业、智能手机企业提供零部件的供应商。他们经常会描述一种特别可怕的现象，就是每年的招标日，当他们走到招标现场，可能会看到5个房间或7个房间，每一家供应商走进一间，每个人拿一张单子在房间里填报价格。招标企业刻意制造一种让供应商互相压价的情况。有生产塑料件的企业告诉我，价格压到这么低，其实是涵盖不了成本的，他们只好降格以求，做出的零部件可以达到国内环保标准，但达不到欧洲标准。
有一家3C产品的供应商说，他做了一家国际最知名品牌的业务，该品牌占他整个业务的20%，却贡献了他整个利润的85%。同样，他也做了一家中国智能手机的业务，业务额占他的80%，但利润贡献只有15%。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方不断压价，更改账期，最后付款时还要打折，甚至找理由不付尾款。
还有给家电企业做电机配套的企业说，某品牌商对他们的压榨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每年起码要在上年基础上降5个点。他们现在对该品牌的依赖度比较高，占他们60%的业务。“如果哪一天别的客户培养起来，这个品牌的额度下降到20%以下，就再也不会做这个客户了。”
以上这些例子，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相克而不是相生。这和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也相去甚远。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人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才叫人，员工、伙伴都是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当然我也看到，一些先进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把尊重人、促进人的发展，纳入公司的理念和战略。让人在生产物品时，不觉得是劳动的异化，而是自己能力的对象化。
结语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
从宏观角度看，非常需要“从民之欲，而不扰乱”“顺民之情而与之休息”；“约法省刑”，减少行政化干预，让广大市场主体建立起明确的良好预期。只要水质水温适宜，市场主体就会像鱼一样游过来，真正敢为。
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稳中求进是非常必要的，总体上一定要奉行相生之道，以相生为主，以相克为辅，这才有助于经济的长治久安。
对企业来说，也要从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的角度，思考价值链上每个环节的分配关系，善待利益相关者，向善而行。
把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2023年的中国经济就有希望重新振作，同风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