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日，陕北延安烈日当空，热浪灼人。下午1时许，一架飞机由南天飞来，在延安城郊的简易机场徐徐降落。机舱门打开以后，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鱼贯而出，他们此行是来延安考察的。
黄炎培，号任之，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早在1917年，他就在上海发起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推广职业教育，可以说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抗战初期，黄炎培以社会贤达的身份成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黄炎培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首任主席。
1945年5月，黄炎培读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文，深受鼓舞，6月2日，他和褚辅成、章伯钧等7位参政员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周恩来，希望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和平。
中共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商谈，并欢迎黄炎培一行赴延安当面交换意见。7月1日，黄炎培等6人不顾多方阻拦，乘专机由重庆飞向延安。
黄炎培等人下飞机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早已在机场等候多时。毛泽东直接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黄炎培的手说：“我们20多年未见了，任之先生还是那样硬朗，不胜欢迎之至！请先生在延安多留几日，以便就近聆听教诲！”
黄炎培听后大惊，他问毛泽东：“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
毛泽东笑着说：“先生还记得在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还作了关于中国教育状况的即席演说。那一大群听从中，有一个毛泽东。”
黄炎培这才恍然大悟，他连声称赞毛泽东的好记性，并暗自感叹：华夏大地真是处处藏龙卧虎，想不到这位叱咤风云的中共领袖，竟然会出现在25年前的那次集会之中！
随后毛泽东把黄炎培等人接到了位于杨家岭的会客堂里。黄炎培进屋以后，惊奇地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十分熟悉的画，画的是一把酒壶和几只杯子，酒壶上写着“茅台”二字，画上有他本人的一首题诗：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这幅画就牵扯到一件往事了。红军在长征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加紧军事上的围追堵截，一方面大肆进行舆论上的造谣诬蔑，他们造谣红军将士在途经贵州茅台镇时，竟在著名的茅台酒池洗脚。
当时黄炎培和红军并没有什么交集，但他也知道这是污蔑，于是主动出来仗义执言，写下这首诗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嘲讽。
1943年，国民党反共高潮迭起。黄炎培在参观沈钧儒之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时，发现了这幅画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的画作，他一下子想到了自己当年写的那首诗，便把诗句题写在了画上。没想到现在竟然在延安见到了这幅画作，黄炎培的心里顿感一阵暖意。
在延安的这几天，黄炎培对延安人民的生活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他曾这样记述：
不论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服都很整洁，绝对没有衣衫褴褛的流浪者。警察是没有见过。游民，他们叫做“二流子”，也绝对没有的。标语很少，或者竟可说没有，有的是街上宣传小品。
总的来说，黄炎培看到延安人民生活安居乐业，与国统区人民的水深火热形成了鲜明对比，不由得暗暗称赞。
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窑洞里做客，并设酒宴招待他们。席间毛泽东问黄炎培：“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回答说：“延安就我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这句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
当然黄炎培也有自己的疑问，他问毛泽东：“我也活了快70年了，所见的事情也够多了，感觉一个国家和团体，在初始阶段都会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等到环境变好了，也就开始放松了，腐败等问题也开始滋生，到最后愈演愈烈，只能走向灭亡。后续的国家和团体也依然在重复前者的路，感觉大家好像都跳不出这历史的周期率，不知道贵党有什么方法，能够避免呢？”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到以后，不禁大为赞赏，他对毛泽东更加敬佩。两人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甚至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
延安之行是黄炎培一生的重大抉择，他从延安回来以后，到处作报告、发表演说，用大量的事实描述了延安政治清明、物阜民康的生动景象，揭露了反动势力对延安的造谣和诬蔑。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延安，黄炎培还自费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初版2万册，竟然在几天内抢购一空，成了当时大后方的一大新闻。
1949年3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辗转到达北平。3月25日，毛泽东到达北平后，当晚便设宴款待了黄炎培等20多位知名民主人士。
次日，毛泽东又单独设晚宴招待黄炎培，为了表示尊敬，他让自己的夫人江青和周恩来作陪，这等殊荣，可见黄炎培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席间毛泽东满怀喜悦对黄炎培说：“任之先生，从延安相别算来，3年多一点时间，中国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生那一番‘周期率’的教诲言犹在耳，愿今后能继续直言，不吝赐教，共同把新中国建设好！”
黄炎培也激动地说：“定当尽心，稍尽绵薄！”
毛泽东接着说：“黄老，你是我老师的老师，请你帮我个忙好吗？我知道你长于教育，办了几十年学校，但希望你新中国成立后去搞工商业。请你做新中国民族工商界的牵头人，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族工商业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他们传递共产党的声音。”
黄炎培听后深受鼓舞，当即接受了这一重托。
第三天，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国民大戏院开欢迎会时，黄炎培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口号：“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也成为了民主人士中首先喊出这个口号的人。
但黄炎培的行为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他们派出军警特务查抄了黄炎培在上海的寓所，并抓走了他的二儿子黄竞武。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极为震惊，他命令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费重金营救，然而无果。黄竞武没有供出任何机密，宁死不屈，最终被国民党反动派打断腿活埋了。
噩耗传到北京后，黄炎培悲痛不已，但这也使他更加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本性，他决心丢掉幻想，沿着自己选择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专门派周恩来到黄炎培家慰问。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他欣然从命。要知道在旧中国时，北洋政府曾两次邀聘黄炎培为教育总长，蒋介石也曾一再拉他入“朝”做官，他都恪守“不为官吏”的立身原则，坚持不就。如今年逾古稀的黄炎培竟然主动做了新中国的官，这让他的亲属们也很吃惊。
1950年，黄炎培的儿子黄大能来北京出差时问他：“您一生拒不做官，怎么年过70，却做起官来了？”
黄炎培严肃地说：“以往我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共中央经过多次研究，最终决定出兵朝鲜。出兵之前，毛泽东决定把入朝的部队命名为“支援军”，意思是支援朝鲜人民打击美国侵略者的军队。
但黄炎培认为这个名称不妥，他亲自找到毛泽东，坦诚而又关切地说：“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出兵朝鲜，虽然是正义之师，但是名字若起得不好，这个仗就不好打，在国际上是要惹出麻烦的。‘支援军’，顾名思义，那就是派遣出去的军队，谁派遣出去的？只能是国家。‘中国人民支援军’，就是中国政府派出去支援朝鲜打美国人的军队，但我国政府并没有向美国公开宣战呀！”
毛泽东猛然领悟道：“对，对，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中国人民不愿看到朝鲜人民挨打，他们志愿去帮助朝鲜。”
就这样，毛泽东和黄炎培经过商量，将入朝部队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也可以说是黄炎培的功劳。
黄炎培和毛泽东都特别喜爱书法，1959年，毛泽东听说黄炎培藏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便想找他借来一阅，黄炎培特别珍视这本字帖，但又不好拒绝，于是和毛泽东约定借期一个月，到时候必须归还。
但是才借出去一个星期，黄炎培就沉不住气了，他生怕字帖有什么闪失，不断地打电话询问毛泽东字帖是否已经看完。
电话不断打到值班室以后，接听电话的卫兵也烦了，觉得这个人也太小气了，但也不能不汇报，于是卫兵趁给毛泽东送茶水的时候提了一嘴：“那个黄老先生又打电话来了！”
毛泽东问：“是不是又来催还字帖了？”
卫士说：“他也没有催，就是问您有没有看完。”
毛泽东说：“现在苏联正在逼我们还债，他黄先生也逼我还债！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知道以后，还是沉不住气，他竟然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毛泽东那里，此时毛泽东的脾气也上来了，他说：“黄先生，就这一个月您也沉不住气吗？”
一个月期满以后，毛泽东仔细地把王羲之的真迹用木板夹好，交待卫士必须在零点以前送到黄炎培家。卫士都觉得黄炎培实在是太小家子气，和主席讨价还价，没有深浅，但毛泽东也就此事给出了自己的评价：不够朋友够英雄！
1961年5月1日晚，黄炎培出席了天安门广场的联欢晚会，他看到解放十几年来祖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心情十分激动，写下了一首诗：
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追随愧此生。
双鬓斑斑知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
全诗的字里行间充溢着黄炎培晚年追求进步的迫切心情。虽然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坚定不移地追随党，为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完了他一生最后的路程。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为失去这位挚友、诤友而悲痛，敬送花圈以志哀思。
听友239692004
常用的字都能读错！
高原_yx1
经常读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