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委大院》中，梅晓歌是光明县的新县长，摆在他面前的是县城并不乐观的发展形势。随着剧情发展，这位年轻的地方主官团结带领干部群众，破解了招商引资、污染整治、医疗改革等一系列难题。原本贫穷落后的光明县打开了发展局面，梅晓歌却悄然而去。“梅晓歌去哪儿了？”不少观众在看完大结局后意犹未尽，希望《县委大院》能有个第二季，把基层干部的故事接着讲下去。
“常务副县长不叫县长，叫常务。县委副书记兼任副县长的不叫县长，叫书记。”县委大院新人林志为学到的上班第一课，让不少观众会心一笑。而无论是办公室里的铁皮柜，男领导腰间别的一大串钥匙，还是开会时桌上摆的一排排玻璃杯泡茶，都让观众如临其境，纷纷表示“看个剧看出了上班的感觉”，打趣“梅晓歌真像我领导”。在对机关的“沉浸式体验中”，我们认识了温和坚韧的梅晓歌，雷厉风行的艾鲜之，任劳任怨的乔胜利，也看到了不少一线公务员们的工作与生活、智慧与担当。
而当这些公务员走出大院，来到长岭村的山林中，来到光明县一户户群众家里，来到街边的羊汤店、火锅店，我们看到的，则是一幅更加广阔、立体的基层治理图景。镇干部乔胜利动员拆迁，却吃了老邱的闭门羹；村干部林志为劝徐军不要偷偷砍树，以免被罚，徐军却觉得这是“欺负老实人”；面对家暴案件，一桌子男领导一边同情受害者，一边抓耳挠腮，觉得“这事没法弄”……在这些情节中，我们感受到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的事”。如同剧中的青山书记所说，做基层工作，“就像踩着一辆独轮车，手里呢还扔着六七个小球”。巧妙的剧情，幽默的台词，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思考基层治理的契机。
为什么都说“郡县治，天下安”？这是因为，国家的政策方针，省市的发展治理方案，归根结底要靠基层去落实。但基层治理的难度之大，也恰恰体现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多方利益诉求的复杂性。在基层，许多分歧的根本，不只是“是非”更在于“取舍”，社会治理很多时候也从“理当如此”的选择变成复杂交织的“线团”。这一点，在《县委大院》的剧情中有不少体现。比如，光明县的拆迁是为了旧城改造、经济发展，但各家各户却都想多要点补偿，生怕自己“吃了亏”；再比如，因为养猪污染河道，村里把猪卖了，养猪户拿到钱，却仍然埋怨村支书。何况，基层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熟人社会。在推行政策时，刚性规范和柔性伦理、人情之间有可能存在冲突，现代治理和传统观念之间也往往存在一定的张力。从这个角度看，如何在法律、制度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找到各方利益平衡点，谋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考验着基层治理者的智慧和能力。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县委大院》中的内容或许无法刻画现实生活中真人真事的全貌，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基层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剧中，鹿泉乡的“三进农家”活动，和基层干部李保平说的那句“迎评迎检，开不完的会，我们只能下班时间才能去办公啊”，都点出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给基层干部群众带来的困扰。这也启示我们，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在“务实”上下功夫，从实处着眼、用实干考量、用实绩说话，才能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也才能让形式主义问题得到及时整治。
“同志们，我们要将心比心”，这是梅晓歌常说的一句话。为了干群之间的这份理解，《县委大院》中的县委书记要去村里参加“围炉恳谈”，妇联干部要去跟妇女一起包饺子，讲出“去晚了没有白菜叶”的朴素道理。《县委大院》编剧王小枪在接受访谈时，曾提到他在江西赣州大余县采风时的见闻：汛期，雨下了十几天，县委班子下乡防汛，看到一户人家的房屋被滑坡的山体压垮，基层干部和群众赶紧商量办法，合力救灾。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基层干部群众数不胜数，《县委大院》塑造的人物角色也来源于他们。他们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坚定而勇敢地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将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让未来拥有无限可能。
这正是：
《县委大院》引共鸣，基层故事有人听。
（文| 孟繁哲 主播｜殷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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