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邓小平枪毙一名副连长，刘伯承却痛哭：我为啥爱吃粉条啊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秋天，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来到了位于大别山南麓的总路嘴镇，他在一片草丛中找到了一个微微隆起的坟墓，然后拔去上面的杂草，又用颤栗的双手掬起一捧捧黄土，轻轻地堆上坟头，尔后深深地默哀、鞠躬……

老人名叫张之轩，在战争年代曾担任过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部保卫科科长，他来祭拜的人叫赵桂良，此人是刘邓大军的一名副连长，他没有牺牲在战场上，而是因为违纪被邓小平处决了。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张之轩还要不远千里地过来祭拜他呢？

1947年6月30日，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刘邓大军虽然进入了大别山，但面临的困难是不可想象的。十几万敌军不断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部队几乎天天都有仗打，各种作战和非作战减员的情况非常严重。

再就是大别山地区虽然地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张国焘曾在这里进行过肃反运动，错杀了许多革命红军。红军转移以后，当地百姓受到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和欺骗性宣传，并不欢迎刘邓大军，往往避而远之。面对如此艰难的环境，刘邓大军别说要在大别山长期扎根了，就连短暂的生存下来都十分困难。

正是因为环境恶劣，基层官兵的情绪越来越低落，部队的违纪问题也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打老乡、抓向导、抢东西等现象。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群众不敢接近部队、部队纪律不好，部队纪律越不好、群众越不敢接近部队”的恶性循环。

刘伯承和邓小平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9月2日这天，部队到达了新县的小姜湾村，邓小平对刘伯承说：“部队这几天的纪律越来越坏了，如不迅速纠正，将会非常危险。”

刘伯承点头说：“需要开个会研究一下了！”

邓小平马上说：“事不宜迟，我们就在小姜湾村碰个头吧！”

刘伯承首先在会上说：“部队纪律这样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在大别山站不住脚。我们必须要从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始抓起！”

邓小平接着严肃地说：“部队纪律这样坏，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而政治危机必然带来军事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会议的最后，副政委张际春宣布：“经首长们研究，决定‘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会议结束以后，一个自上而下的纪律整顿在刘邓大军轰轰烈烈地开展了。部队的纪律很快有了很大的好转，但违纪的现象仍然没有完全杜绝，仍有少数人存有“板子”不会打到自己身上的侥幸心理。

10月13日，刘邓大军来到了位于黄冈的总路嘴镇。这天早上，第2纵队第5旅后勤处处长黄开群正带着后勤处在街上收容部队，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叫道：“黄开群！”

黄开群回头一看，原来是野战军参谋长李达，他的脸色很难看，随后又加了一句：“邓政委找你！”

黄开群见到邓小平后，邓小平生气地对他说：“黄开群，你们旅的教导队抢了老百姓的东西，你知道不知道？”

黄开群不明白邓小平的意思，只好问道：“抢……抢什么东西?”

“抢人家的牛，几十条牛，这件事必须查处！”

黄开群这才明白，他说：“政委，这件事我知道。牛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上缴获的，是他们抢的牛。”

“为什么不还给群众?”

“牛太多，不知主人是谁。”

“那就贴上布告，是谁家的谁来认，没人认的分给贫苦人家！”

“是，不过……听说有的牛已经杀掉吃了。”

邓小平大怒：“乱弹琴！吃的牛要赔钱，一分钱都不能少，这是我军的纪律！”

“是！”

随后邓小平派政治部保卫科长张之轩和黄开群一起去教导队，督促他还牛和赔偿。中午时分，张之轩回来报告：问题已全部处理完毕，总共赔偿群众6两黄金。

邓小平点点头，然后对张之轩说：“走，我们去镇上转转。”

镇上的行人很少，家家户户都关着门。邓小平一行人正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两个背着柴的壮年汉子，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店铺不知在嘀咕些什么。邓小平刚想凑上前去和他们聊两句，但那两人见到他以后，连忙拔腿跑了。

邓小平十分疑惑，顺着两人指点的方面望去，发现店铺里走出来一个军人，他用步枪挑着一卷花布和一捆粉条，腋下还夹着一些白纸和几支毛笔，然后把门掩上，扬长而去，他丝毫没有发现身后已有好几双眼睛已经发现了行迹。

邓小平不禁大怒，他对张之轩说：“店铺里肯定没有人，要不然他也不会把门给掩上。你马上去调查一下，他是哪个单位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张际春调查回来以后，发现刘伯承、李达、张际春都在邓小平的屋里，气氛十分严肃。邓小平问他：“查清楚了吗？”

张之轩回答道：“是一名副连长，他见店铺主人不在，就拿了那些东西，我已经叫人把他关在了禁闭室。”

邓小平大怒：“这不是拿，是抢！我们三令五申，抢劫民财者，要枪毙，他能不知道？”

刘伯承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是直属警卫团的。”

刘伯承摇头叹道：“这是灯下黑啊，竟是些天天和我们打交道的人，你们都说说，这事该怎么办？”

李达说：“问题既然发生在我们身边，更应该严肃处理！”

张际春也表示同意，他说：“我们已经三令五申，他还去犯，必须严惩！”

最后邓小平说：“张之轩同志，你通知部队，下午召开公判大会，由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主持，另外派一部分同志上岗，动员群众下山参加。”

张之轩虽然答应着“是”，但是身子没有动。刘伯承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张之轩痛苦地说：“那个副连长说，他对不起刘邓首长，中秋节那天晚上，首长还……”

刘伯承突然问道：“难道他是……？”

张之轩点点头：“是的，正是3连副连长赵桂良……”

刘伯承痛苦地摆摆手：“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他……”

原来在半个月前的中秋节晚上，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营区里走动，看见一个正在站岗的哨兵，晚上天气很冷，他被冻得直发抖。邓小平于是走上前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哨兵回答：“我是警卫团3连的。”

刘伯承问：“听口音，你好像是太行山人？”

“是的，我是山西左权县人。”

“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只有一个年近70岁的老母亲。”

刘伯承感叹道：“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她老人家会想你的。”

此时有个小战士跑到刘邓面前，指着哨兵对他们说：“司令员、政委，请你们给评评理，他是我们副连长，正在生病打摆子，可他却非要替我站岗。”

刘伯承问：“这是为什么？”

小战士回答：“说是让我去看演出，今天是中秋节。”

副连长却对战士大喊：“你磨叽什么？命令就是命令，让刘邓首长说情也不行，再说打摆子是有时间的，不发作就跟好人是一样的。”

刘伯承非常感动，他问副连长：“你叫什么名字。”

“赵桂良。”

“你做得对，干部就应该关心战士。”然后刘伯承对小战士说：“应该听连长的，和我们一起去看节目，不然就是犯纪律喽！”

张之轩回到禁闭室后，问赵桂良：“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赵桂良缓缓地说：“组织处理，我没意见，我……该杀。”

张之轩快要哭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要求，都说出来吧！”

赵桂良泪如雨下：“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家中还有一个老母亲，希望革命胜利后，请组织告诉她老人家，我是在战场上牺牲的……”

此时有个人冲进了禁闭室，他正是赵桂良替他站岗的那个小战士，他扑到赵桂良怀里，一边哭一边说：“副连长，让我替你去死！”

赵桂良一把推开他，然后大吼：“回去！我现在还没死，我命令你回连队去！”

“我不！”小战士转身拉着张之轩哭诉道：“首长，你知道吗？我们副连长拿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给他自己的。花布是要给我做棉衣的，他说我小，经不住冻，纸和笔是准备给连队出板报用的，至于粉条……”

“住嘴！”赵桂良试图冲上来，捂住小战士的嘴。张之轩制止住他，然后把小战士带到门外，小战士抽泣道：“至于粉条，是副连长见刘司令员最近瘦得厉害，又听说他喜欢吃粉条，就想弄点……”

张之轩也已经泪流满面，他决定再去找一下邓政委，看此事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邓小平听完张之轩的汇报以后，沉默了许久，最后他缓缓地说：“之轩同志，我的心情和你一样，但法纪如山，谁也不能以身试法！倒下一个人，唤醒10万人的警觉，影响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还是值得的！”

邓小平接着说：“关于粉条的事，千万不要让司令员知道，他已经很难过了，我们不能再给他任何压力了……”

这天下午，公判大会在镇上的广场举行，李达宣读了对赵桂良的处决命令，张际春则代表刘邓首长给部队训了话。正准备执行枪决时，台下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请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啊！”

此时一个中年男人冲上了主席台，他就是那个被赵桂良拿东西的店铺老板，他向李达和张际春哭诉：“早知道大军的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往山上跑。如果我家里有人，也不会发生这事啊，请你们一定要饶恕他……”

此时又有一位老妈妈“扑通”一声跪在了台上，她也一边哭一边对张际春说：“首长啊，我也当过红军的交通员，我知道红军的纪律。但拿了一捆粉条和几尺布真的不算什么，现在部队正是用人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能枪毙他啊，我求求你们啦……”

台下的群众也纷纷向赵桂良求情，张际春再也无法自制，他扶起老妈妈，帮她擦干眼泪，然后离开会场，再一次去找刘伯承和邓小平。

张际春汇报完以后，司令部里一阵沉默，最后还是邓小平先开了口：“老妈妈的话确实是肺腑之言，大家理解，我也理解。但军纪如山，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军的纪律更应该是钢是铁，而不是豆腐渣。还是执行纪律吧！”

刘伯承抬起头，好半天才点点头，挥手让张际春去执行。

张际春走出司令部以后，一声清脆的枪响从外面传来。枪声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决绝，那么的振聋发聩……

此时邓小平对刘伯承说：“在屋里憋着难受，我们出去走走吧！”

两人走出去以后，刘伯承突然仰天痛呼：“我刘伯承老而不死，我为什么要爱吃粉条啊……”

邓小平发现刘伯承已经泪流满面了，他不知道司令员是如何得知粉条的事的，他只好安慰刘伯承说：“应该好好安葬赵桂良同志。”

刘伯承点点头，邓小平接着说：“我们还要按牺牲通知他的家人，按照军属的待遇照顾他的老母亲，一个同志犯了错误，也是我们没有教育好，我们对不起他的老妈妈……”

赵桂良被处决后，3连的官兵们捐出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买了口厚棺材，好好地安葬了他们的副连长。

“红军回来了，这还真是我们的军队！”公审枪毙赵桂良一事，不仅轰动了全军，更是传遍了乡野，群众终于解除了对刘邓大军的顾虑，恢复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农户、商户、乡绅纷纷捐款资助，向刘邓大军捐资3万银元。民众的支持大大鼓舞了部队的战斗士气，此后在对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战斗中，官兵们一鼓作气，歼敌一万有余。

如今已经70多年过去了，总路嘴镇里上了年纪的居民至今还记得当年的那次公判大会，还记得刘邓大军铁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