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清谈与隐逸
官权世袭的主张对于某些家族的声望与地位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他们的实际政治权利依然有限，但这些新兴的精英一族并没有将他们的野心局限在政治领域。他们的追求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城市、乡村、家族、宗教以及知识领域等等。
南北朝见证了新的社会空间的激增，以及活动在这些新空间中的新团体的兴起。尽管这些发展并不局限于世家大族，但他们却都是这些新发展空间的主角，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充足的时间，也有足够的自信去发展新的角色。
这与西方对古代中国的刻板印象相反。传统的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在古代中国，“国家高于一切”的观念根深蒂固，以致于国家“吞噬了市民社会”。从这一观点出发，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学者，都不会把南北朝时期有限的、非国有的“公共”领域的兴起看作是积极的发展趋势，而是把它当作王朝腐化衰落的证据。最夸张的表述是认为，3世纪时的中国在思想方面已经分裂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反叛”和“文人志士的逃避主义”两个方面。因此，传统的研究都认为这一时期的精英是腐败、避世和背信弃义的等等。
我们首先来看看决定了什么是新精英的两个最关键因素：即清谈与隐逸。在九品中正制中，清谈最重要的作用是判断一个人的品性，正如刘劭在《人物志》中所阐述的那样。“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足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
“清谈”一词源自东汉晚期，精英们在结党对抗宦官统治时形成了一个自觉的政治团体。这个群体政治上的言论被称为“清议”，主要通过对话来评判人的品性。在汉末魏初的几十年里，“清议”与“清谈”两者之间的词义可以相互转换，尽管“清谈”的概念变得更广，但在狭义上仍能理解为对人的“品性评价”。
清谈在精英的社交言论中也和在官场中一样重要。对此最清晰的阐述出自《世说新语》这本著作。该书由临川王刘义庆编辑结集，内容包括626个人的逸事。这些逸事在史料中都有事实依据，包括从汉末党人运动的领军人物一直到诗人谢灵运。作为故事化的历史，它主要描述了一些发生在宴会上、旅途中和乡间别墅中的对谈和人物品评的逸事。
《世说新语》中的逸事揭示了后汉时期精英家族的几个基本特点。首先，文风和个人风度是精英身份的核心。在很多故事中，一句妙语或者是用双关和典故做出的机智评论，都能使发言者留下智慧之名。事实上，一个短句或寥寥几字有时就足以让人获得社会名望，甚至一官半职。其次，人物的品性评价是这本书最主要的主题，有能力去评价他人也被看作一个人自身品性中最重要的部分。汉末的时候这种评价主要针对政治方面，后来展开到对人性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
最后，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世说新语》中对品性的评价多数也是人与人之间人格的竞争。许多逸事比较两个或更多个人，判断谁更高一筹，甚至“按优秀程度将人分级”。有些简短的对话让这样的竞争充满戏剧化，例如：“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样的逸事彰显了魏晋的精英们如何通过机智的辩论来表明个性，区分彼此。精英们往往会在一个选定的主题下展开辩论，最善辩者获胜。
有时候，这种戏剧性的竞争场面还会变得十分残酷。例如写西晋权臣石崇：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这个毛骨悚然的宴会是两个男人意志的较量，他们争相表明自己才拥有真正“有教养的忍耐力”，在面对挑衅时仍然能够呈现出一种优雅的冷漠和超脱。
整部《世说新语》其实都可以理解为一场为了荣耀和统治权而进行的竞争，这在谢安对战桓温的较量中达到高潮。谢安作为强大忍耐力的典范、当时诗赋与哲学的最高阐述者，拥有着天赋的魅力和强大的内心力量，这些品质帮助他最终挫败了对手。这段故事是这样写的：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以言论来界定精英的最早证据来自曹魏政权的最后十年。摄政王曹爽曾在其朝廷聚集了一个名士集团，他们都善于清谈，并集中探讨“老庄玄学”，以及如何重新使用《道德经》《庄子》与《易经》。这些人中有不少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杰出人物，包括何晏、王弼、夏侯玄、荀粲、裴徽和钟会。他们都是天才般的清谈家，能够占据朝廷高位，并成为社会圈子的核心。这个圈子不仅包括曹爽和他的同盟者，甚至也包括司马氏集团的成员。
249年司马氏政变之后，对曹氏支持者进行大屠杀和清洗，此后，公开的清谈以及对老庄玄学的研究暂时沉寂。这导致了新形式的隐逸开始出现。面对险恶的朝堂，许多人声称告别政治生涯。然而隐逸之处不再是汉代隐士的“悬崖之上和洞穴之中”，而是公馆、别墅或园林。拒绝出仕而选择留在田园，或者当朝做官却保持对政事的疏离，这些都能给人带来社会声望。 归隐重新流行起来，并改变了职业发展模式、社会生活内容、政治活动与写作风格等等。甚而，围绕着拒绝出仕的主题，还兴起了一种新的文体。
从战国晚期直到汉代，中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将职业选择局限在出仕做官 和退出公共领域这两者之间。然而，到了公元3、4世纪，随着新隐逸的兴起，精英们开始推崇政治范畴之外的公共生活。世家大族公开赞扬自己的被边缘化，甚至张扬自己对做官的拒绝。他们已经可以基于自己内在固有的高贵品质，从朝廷中独立出来，并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司马氏政变后，隐逸派的标志性人物便是“竹林七贤”——嵇j康、阮籍、向秀、刘伶、山涛、阮咸和王戎。前两位是杰出的诗人，其余的人名声稍逊。这些人在生活中相互并没有交集，但在死后不久，他们很快就成了神秘诗歌圈子的先驱。他们被描绘成生活在城市局限之外、传统道德之外，致力于友情、诗歌、音乐、饮酒与服药的一群人，并且成为不墨守成规、从世俗社会中引退的象征和榜样，不仅被精英家族效仿，甚至被皇家子嗣所效仿。
265年曹氏政权最终被司马氏取代，至280年灭掉吴国后，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此时政治方面的风险变小了。在晋朝的统治下，出现几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世家大族的地位也日益稳固，这些都促成了一种文化风尚，即公共清谈与老庄玄学研究的再次兴起。尽管290年继位的晋惠帝是一位弱智，且他的继位短暂引发了太后与皇后家族间的流血冲突，但291年皇后家族取得决定性胜利，并恢复了政治秩序。这个外戚家族的领袖人物是贾谧，他是著名文学集团“二十四友”的核心。也由此引导了一场诗歌的复兴运动，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著名的作家如左思、潘岳、陆机、陆云，还有早期的文学评论家挚虞yú。
世家大族的黄金时代
公元300年，和平时代突然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八王之乱”。一位曾与皇后结盟的亲王利用他作为御林军统领的身份，举兵屠杀了皇后的家族并且控制了朝廷。这激起了其他亲王的反对，他们都是地方军队的统帅。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一个接一个的亲王陆续得势，紧接着又被对手联盟所击溃。 这一过程动摇了朝廷的权威，一时间军阀割据，忠于晋朝的军力全部被摧毁。
和平时代结束，新的一群演员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是自东汉以来便定居在中国的游牧民族。发动战争的晋朝亲王们与这些游牧部族首领成为同盟并从中获利。最后，各部落围绕着一个汉化的匈奴王刘渊建起了联盟。刘渊自称是汉朝统治者的后代，在304年自封为汉王。311年，他攻克都城洛阳，接着占领整个华北平原；317年，他又占领西边的都城长安。随后，晋室南渡，在建康建立了新的都城，开始了南方与北方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
南渡开启了世家大族的黄金时代，只不过不再是从前的那批人了。大概有超过100万的人口随着晋室南迁。早先就南迁的大家族（如顾、陆、朱、张各家），在东吴时期就富有并掌握权势，他们对新来者怀有很强的敌意，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和解。在丞相王导的领导下，北方的新来者在建康建立了一个东晋的傀儡朝廷，也通过向南方人授予爵位和官职建立了不堪一击的新联盟。北方家族由此重新获得特权，他们在南方所求得的家产也获得了朝廷的认可，用以取代他们在黄河流域丧失的土地。 一些新来的家族还通过与旧家族联姻的方式来进一步巩固其社会地位。
由于皇室无能，新建立的东晋王朝在此后近一个世纪里被几个新兴的家族所掌控，这些家族通过向建康地区的佃农征税而发家。与之敌对的家族也在同盟家族的支持下，努力巩固在朝廷的影响力。他们不断互相运用计谋战胜竞争对手，从而夺取权力，甚至是王位。对他们权势造成唯一威胁的是另外一些新兴家族。这些新兴家族具有很强的军事打击能力，他们扎根于长江中游区域，建立了一支由避难者组成的强大军队。
在这个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来赢取声望、获得财富，或控制朝廷的时代，曹魏时代发展出的 对社会地位的美学定义又有了新的重要性。在与南方高门及军事豪强的竞争中，北方的移民将清谈、诗歌、音乐方面的才华作为真正贵族的象征，从而把自己包装成拥有哲学静默、隐逸之美及文学成就的优雅之士，并把自己同那些只是有钱或有权的庸俗之人区分开来。
当南方的世家大族为了声望和官职展开斗争时，北方出现了一种不同的精英主义。整个4世纪，关中和华北平原都陷入野蛮人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些国家在混乱中飞快地兴起与衰落，时常令人困惑。尽管氐dī族统治者苻坚一度统一了黄河流域，但是383年他南征东晋的灾难性失败导致了新一轮的分裂，直到60年后北方重新统一在拓跋氏的北魏政权下，才结束了十六国时代。
在这一时期，北方的权势家族与他们在南方的“同类”有所不同。由于几乎完全被排斥在蛮人朝廷之外，他们只能作为地方社会的领袖，传承儒家的价值观与文学传统，同时还训练本地的地方军队，这在北方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展示出了更大的家族凝聚力，并且比南方的精英更看重道德。但是他们缺乏像南方那样的宫廷生活，没有诗歌圈子，也缺少随晋朝南迁的文人们所具备的文化修养。只有到公元5世纪初北魏重新统一后，这些北方世家才重新有机会去争夺朝廷中的官职，享受都城高品质的文学生活。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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