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虽是山城，但却人杰地灵，出过不少人才。在重庆的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博学多才，亦曾致仕为官，担任过知县、知府；他十分注重教育，曾为共和国培养出两个副总理，曾受到过周总理的夸赞，他就是汪云松。
汪云松祖籍湖北，其父曾是重庆有名的商人，家境非常的殷实。受益于良好的家庭条件，汪云松自幼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虽然出身世家，但汪云松并不是纨绔子弟，少时的他读书非常用功刻苦，因而被选拔为贡生，入国子监深造，后又考取了秀才、廪生。
1905年，汪云松外放江苏，成了当地的一名知县，凭借着自己的胆识和才干，他将当地治理的井井有条，政绩可谓是有目共睹，百姓也是有口皆碑。因此，两年后汪云松顺利升为道台，并被调往吉林，不久后出任五常知府。辛亥革命爆发后，汪云松意识到不能再为腐朽的清政府卖命，果断的急流勇退，回乡赋闲。
清末民初时期，社会异常混乱，百姓民不聊生，汪云松痛心不已，却无力改变这一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重庆的百姓缺医少药，时常遭受病痛的困扰。汪云松当机立断，与人合伙出资，建立起了一所医学学堂。
办学堂需要一大笔教育资金，汪云松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开始随父亲一起鏖战商场，他先是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银行，又创办了两家铁厂和一家自来水公司。几年下来，汪云松积累了雄厚的财富，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并逐渐有了不小的名望。
成功积累到财富的汪云松并没有为富不仁，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五四运动爆发后，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国内掀起一股留学法国热潮。汪云松虽然在清朝当过官，但是思想却一点也不落后，倾向革命的他立即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思前想后，他觉得继续兴办教育，为留法助力。
1919年8月，在汪云松的呼吁和多方奔走下，重庆各界集资数万元，成立了留法预备学校。说来也巧，邓公的父亲邓绍昌当时正好在重庆。邓绍昌的思想也相当开明，他在听说这一消息后，立马替儿子报了名，就这样，邓公顺利的踏上了留法之路。
由于邓公很有主见，加之非常有正义感，因此入学之后很快就引起了汪云松的注意，对其另眼相看，相当器重。邓公即将离开重庆、奔赴法国时，汪云松特地拿出三百元交给了他。
值得一提的是，朱德、陈毅、聂荣臻等开国元勋都曾得到过汪云松的帮助和资助，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汪云松也曾为革命做过贡献。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不久后，二野机关也进驻了重庆。到重庆后不久，邓公立即令人打听恩师汪云松的情况，当听说汪云松还在世时，当即命人前去邀请。
当二野的工作人员来到汪云松家中时，汪云松却躲了起来，他并非不想见邓公，而是顾虑重重：一是他曾经与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过从甚密，担心我党因此秋后算账。二是他对我党还不了解。后来经过反复的做工作，汪云松的顾虑终于打消，高高兴兴的前去和邓公见面。
后来，在邓公的力荐下，汪云松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务。在任期间，汪云松主持编纂了重庆市志，并参与了川剧的改革，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1957年，周总理到重庆视察工作，接见了包括汪云松在内的重庆工商界代表。在会谈时，周总理听说了汪云松的事迹，对其大加赞赏：“汪老先生培养出了两位副总理，这是很了不起的！”
不久后，汪云松身染重病，自知时日无多的他，留下遗嘱，要求家人在自己死后将家里的文物全部捐赠给国家。1958年2月，84岁的汪云松走完了他的一生，邓公得知这一噩耗后，亲自打电话致哀。
汪云松去世后，家人按照他的遗愿，将其多年珍藏的377件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这些文物当中，有很多都是无价之宝。汪云松此举，彰显了他爱国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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