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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佛学泰斗喜饶嘉措大师
作者:侃本 扎西才旦
第三集 大师与民国政府
1933年12月17日,58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萨布达拉宫圆寂。接着,西藏看似平静的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波动,大小权贵之间的矛盾、老贵族和新贵族之间的矛盾、前藏和后藏之间的矛盾、“亲汉派”和“亲英派”之间的矛盾、青藏和康藏之争,都从暗地里涌现出来;还有在外面虎视眈眈的英国人和沙俄人,时刻注视着西藏局势的发展。此时,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红极一时的大学者喜饶嘉措大师也感受到了时局的复杂性,更有些人,对他主持校勘的大藏经《甘珠尔》颇有微词。这时候他想起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他的一次谈话,要他到西藏以外更广阔的地方去施展才华,把藏族文化传播到更远、更广阔的地方。1936年冬,喜饶嘉措大师终于接受国民政府的再三邀请,在国民党监察委员黎丹等人陪同下,由拉萨出发,取道印度,途经香港、上海到达南京,受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及西藏驻南京办事处、班禅堪布厅、甘青会馆、青海同乡会等的热烈欢迎。九世班禅比喜饶嘉措大师大一岁,早喜饶嘉措大师13年离开西藏,在内蒙古、北京、南京等地活动。此次,欣闻喜饶嘉措大师要来南京,特别嘱托内侍人员,喜饶嘉措大师要在班禅堪布厅安身,自己在内地的未尽事宜托付喜饶嘉措大师来完成。次年,九世班禅在回藏途中经过甘肃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等地,最后圆寂于青海玉树大寺的甲拉颇章。1937年初,喜饶嘉措大师受到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林森、汪精卫、戴季陶等的先后接见,也受到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同时,国民党中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张治中等虔心佛教的政客经常拜见他,请教佛教中的疑难问题,他成为这些将军的精神导师。为了加快沟通和增进汉藏文化交流,让广大的内地知识分子对藏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喜饶嘉措大师又被聘为北京、清华、中央、武汉和中山等国立五所大学客座教授,开设藏族文化、历史和佛学理论讲座,为内地培养了一大批熟悉和爱好藏学的人才,由此开启了藏学研究在内地发端的先河。大师在繁忙的讲学之余,一面整理散落的藏文佛经,一面从事佛学著述。与国学大师陈寅恪、陈垣等,佛学大师吕澄、杨仁山、欧阳渐等进行学术交流,还与上海大菩提协会会长赵朴初、《藏汉大辞典》主编张怡荪等有着密切的交往。大师首次在内地讲经是在上海大菩提协会,对赵朴初会长为首的三百名学徒讲授菩提道次第等佛经。随后在南京、武汉、成都、重庆、兰州等地根据各佛教团体的意愿讲授菩提道次第、圣道三要等佛教经典要义。在西安广仁寺官付清大喇嘛的提议下撰写了《宗喀巴大师礼赞十七颂》,同时,还在各佛教古刹和道场等不同场合多次进行了藏族文化大讲座。抗战爆发后,日军轰炸南京,存放在甘青会馆的大师著作手稿等一夜间被化为灰烬,大师痛心疾首。面对日寇野蛮行径,大师撰文号召佛门僧徒团结抗日,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极力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1938年,喜饶嘉措大师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凡涉及藏传佛教和蒙藏等民族的事务常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时刻关注着这些地区的僧俗事务,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些务实建议。1939年5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和教育部拨发经费,组织抗战宣传团,派他到甘青两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他到过很多地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一方面积极宣传抗日,一方面讲经说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7月2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护送团队离开青海塔尔寺前往拉萨,喜饶嘉措大师特地赶去参加护送,亲自主持宗教仪式,祈祷他们一路顺风。8月29日,在青海湖边以国民政府名义进行盛大的万人祭海典礼,派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代表中央政府维持秩序,喜饶嘉措大师负责祭海仪式,连续五天时间在祭海的同时给前来参加祭海的藏、蒙古、汉等各族各界群众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演讲。1940年,国民政府册封喜饶嘉措大师为“辅教宣济禅师”,并授大小银印两枚。这是国民政府颁给西藏高僧为数不多的册封之一。喜饶嘉措大师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佛,但他的学问与声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都对他另眼相看,而且寄予厚望,国民政府也了解其中的含义,为此,册封他为“辅教宣济禅师”,其历史意义非常深远。1941年,大师家乡的父老乡亲为了抵制马家军的兵役,联名上书请大师想个万全之策,大师即刻报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在大师的出家之寺古雷寺创办了“国立青海喇嘛教育国文讲习所”,1942年3月正式开学,他亲自任所长,从此以后马家军免去了当地的兵役。这所学校在当时培养了很多僧俗学员,青海解放后这些学员大部分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殚精竭虑,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彭哲先生、西北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宁吾嘉先生、青海民族出版社原副总编智华先生、青海省人民政府翻译处原副处长屈焕先生、青海省佛教学院原副院长彭措先生等都是从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1943年,喜饶嘉措大师受国民政府委派前往西藏,主要是希望借助其声望及地位开展一些活动,但他们在西藏那曲受阻,经过多次交涉无果后被迫返回重庆。根据近几年公布的资料得知,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随大师同行的五十余人,其中有大师的徒弟、翻译,也有随行去朝佛的,还有国民政府军统人员,事情坏在这些军统人员的身上。当时,那曲的防守官是大师曾经的徒弟,他很好地接待了大师一行,但是,等待了一个多月后接到了西藏噶厦的最后通牒,只准大师师徒进藏,其余人原路返回。大师考虑到这些随从的安全,同他们一起返回重庆了。此后,大师相继到安多地区负有盛名的卓尼大寺、拉卜楞寺、夏琼寺、支扎寺、广惠寺、却藏寺、佑宁寺、塔尔寺、赛宗寺、尖扎德庆寺、昂拉金殿寺、堪布拉寺、贵德罗汉堂寺和珍珠寺、藏王热巴巾之塔等二十几座古刹礼佛讲学。最后,到热贡地区的各大寺庙,讲授和传达佛教教义。甘青地区的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群趋座前,执经问难,即便是名冠一时的拉卜楞寺金座贡唐活佛、同仁隆务寺寺主夏日仓活佛、赛宗寺寺主阿柔仓活佛等亦皆以师礼敬之,执礼有加。1947年,大师担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一职,参与管理蒙古地区、藏族地区及其他各省信奉藏传佛教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行政、宗教及其他各项事务。此年4月14日,甘肃拉卜楞寺寺主第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圆寂,寿年仅32岁,喜饶嘉措大师代表国民政府前往拉卜楞寺致祭。途经甘肃临夏时,访问临夏清真大寺,与临夏地区各界伊斯兰教教职人员亲切交谈,增进了宗教互信,不仅如此,大师还与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循化街子清真大寺等宗教教职人员有长期的交往关系。1948年,全国即将解放,国民党南京政府行将土崩瓦解,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此时,喜饶嘉措大师悄然回到了古雷寺,潜心修佛,并给僧俗学员讲学。同时,还为家乡的建设献计献策,特别是大师提倡家乡人民植树造林、开展集市贸易、调解邻里纠纷,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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