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3）

 [二十九]

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3｜

同一首《踏莎行》，王国维激赏“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苏轼激赏“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两人都是世不两出的天才，究竟谁的眼光更胜一筹呢？王国维讥讽苏轼见地肤浅，究竟道理何在呢？

审美最需要的是抽离，正如《人间词话》第五章所谓“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然而，王国维读秦观的词，固然可以在千年之下悬隔事外，以纯粹审美的眼光赏玩之；苏轼却不同，他与秦观非但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更是同一个政治阵营里的人，彼此利害纠葛千丝万缕，甚至秦观之所以被贬谪郴州，之所以写下这首变凄婉为凄厉的《踏莎行·郴州旅舍》，全然是反对派要打击苏轼的缘故。所以苏轼读这首词，实在有太多切肤之痛。

刘逸生《宋词小札》准确看出了症结所在：“少游‘郴江’两句含意极为深刻。郴江本来是绕着郴山转的，为什么它又流到潇湘那边去了？这是一个打比，比喻自己原是一名小京官，在京都安分守己地干下去就行了，为什么偏要卷到政治旋涡里去，落得这种可怜的下场呢？苏轼是领会这个意思的，所以有意把这两句写在自己的扇子上，还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他自己不是也慨叹过‘我被聪明误一生’吗？他应当也痛感到‘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失策。所以王国维认为苏轼欣赏此二语为‘皮相’（即肤浅），那还是未真正领会秦少游心中的惨痛的。”

这样的解读或许有失胶固，却实在开辟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苏轼正是因为未能“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而在相当私人化的语境里理解秦观的词意，王国维则“遗其关系、限制之处”，于是有了纯粹审美的眼光。两人见地的分歧，不在于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在于身世与立场的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