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网民为什么认为本国总统是叛徒？

自进入3月以来，韩国总统尹锡悦便可谓麻烦不断。3月1日，他先是在纪念“三一运动”104周年的活动现场上，将历史上日本对韩国的侵略和殖民诡辩为：“未能应对世界历史之变，而丧失国家主权。”引来了韩国上下的口诛笔伐。

3月6日，尹锡悦政府更发布了一份对二战被日强征韩国劳工的所谓“第三方赔偿方案”，即由韩国企业组成基金会向昔日被日本殖民者奴役的韩国劳工及其后代进行赔偿，而相关日本企业则无需支付一毫一厘。这一“韩国人自己赔偿自己”的方案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全面触发了韩国国内反日情绪，直接给尹锡悦打上了“当代李完用”的标签。

那么，这个李完用究竟是什么人？韩国民众缘何如此痛恨日本？尹锡悦的上述言行为何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反弹？为何被称作韩国头号卖国贼？

其实如尹锡悦这般淡化日本殖民者近代给韩国人民造成的屈辱和苦难，反而鼓吹是日本引领韩国完成了工业化、融入现代社会的谬论，长期以来在日本和韩国国内都甚嚣尘上。甚至还有一派观点认为：正是日本赶走了统治半岛的朝鲜王室和“两班贵族”，才有了今天的韩国民主社会，因此韩国人应该感谢日本的殖民……

上述这些言论是在有意歪曲事实。近代朝鲜王国的政治、经济资源的确曾长期为两班贵族所把持，森严的等级与频繁的党争是李朝的痼疾，但韩国并非没有出现自我革新的力量。1894年，由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军便提出过“惩治腐败官吏、平分土地”等进步主张。但这支进步力量最终倒在了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反观很多两班贵族却通过与日本方面的合作，攫取了较之以往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

比如李完用，他是出身牛峰李氏的两班贵族。凭借着哥哥李允用是“大院君”女婿的关系，李完用一度在朝鲜王国内部混得风生水起。但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贵胄子弟，主持韩国政府外交工作时却不思为国出力，只知一味向美、俄、法、德等西方列强出卖朝鲜矿山、森林、铁道等大量利权。

讽刺的是，李完用口口声声说自己出让国家主权是为了借助美俄的力量来对抗日本，可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李完用马上改变立场，打着“亲日派”的旗号积极向日本靠拢，不仅代表韩国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日韩保护协约》，此后更为日本殖民者负弩前驱，主动导演了逼迫高宗李熙退位的丑剧。

在韩国国内，李完用一度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在日本高层看来却不失为“一条好狗”，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日本不断赏赐给李完用高官厚禄，而李完用对日本主子自然死心塌地，积极推动了日本吞并韩国的所谓“日韩合邦”。

而在因韩国高宗李熙突然死亡而引发的“三一运动”中，李完用更彻底站到韩国民众的对立面，除了先后三次发表压制独立运动的“警告文”配合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之外，事后又向日本新任的朝鲜总督斋藤实呈上《内鲜人融合问题具申书》，为日本长期奴役和控制韩国出谋划策。

1926年，李完用因肺炎去世。此后，韩国民间对他“走狗”“卖国奴”的詈骂不绝于耳，韩国学术界却始终有人执着于为其“洗地”，称其早年期盼国家富强才亲美亲俄，后来乃是迫于形势投靠日本，并引用李完用自己的话为其辩解：“我们只是把外交一项权力暂时交给邻国，而我国富强的那一天终将会到来，因而我们要积极地与日本相互提携。日本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具有有利条件，而且开发韩国是他们的一贯方针，尽管日本完全有吞并韩国的能力，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而是为扶持韩国的独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评价他具备“爱国和卖国的两面相”。

有趣的是，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时期的中国，有识之士都一眼看透了李完用卖国以自肥的本质，并以之为戒，号召民众正视日本蚕食中华的现状。一时涌现出了《亡国恨》《卖国奴》《李完用卖国秘史》等大批描写李完用的文学和戏剧作品。不过这些作品始终未能对李完用的卑劣有深入批判，反倒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有一段文字，稍加修改倒是能直接用于李完用之类的“卖国贼”的身上：

“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你命归于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见李氏朝鲜二十四代国主？二臣贼子！你枉活六十有久，一生未立寸功，只会摇唇舞舌，助日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狺狺狂吠！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正是因为李完用等两班贵族选择卖身投靠日本，才令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由上而下地顺利推进。正是在各类“韩奸”的帮助下，在攫取韩国丰富自然资源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集团还疯狂以“血赋”的方式将韩国数以千万计的生灵捆绑在其对外扩张的战车之上。

早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便已大举征调韩国的壮丁充作后勤运力。随着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兵力捉襟见肘的日本陆军随即将朝鲜视为其重要的兵源之一。时任日本驻朝鲜总督的南次郎曾向日本参谋本部发电报中称：“经过长时间的驯化，朝鲜人民已经自觉成为皇民，允许朝鲜人参军可以加快‘内鲜一体’进程，从而将更多朝鲜人培养成天皇的忠实子民，同时长期担任辅助和宪兵作用的朝鲜警察部队，在素质上也接近我军征兵标准”。

事实上，从1938年开始征召到1945年战争结束，在日本陆军于韩国动员的10万朝鲜籍士兵中，真正“自觉”为日本卖命的只占极少数，其余大多怀揣的不过是能吃口饱饭的盲从和投机。这些人被编入日军后，更饱受日本籍官兵的欺凌，除了动辄遭打骂之外，更常被派往最危险的第一线去充当炮灰。

值得一提的是，战时许多日本军队在迫于上级和舆论压力而不得不处理一些奸淫掳掠的“违纪事件”时，常常会选择将罪名安在部队中的朝鲜籍士兵头上。而一些滑头的日军在被俘之后，也会自称是来自朝鲜，以力争获得宽大处理和同情。正是这些日本方面的“甩锅”，令很多战时饱受日军蹂躏的地方流传出了“二鬼子比鬼子更凶残”的说法。

虽然被日军招募的朝鲜籍士兵饱受歧视和欺凌，但终究还能吃饱穿暖，相较于那些被强征的朝鲜籍劳工要稍好一些。早在所谓的“日韩合邦”之后，日本便通过提供虚假合同和强拉壮丁等方式，哄骗大量朝鲜劳工前往日本本土、中国东北、库页岛和韩国济州岛等地的矿山和工厂里干苦役。而随着1942年日本政府修改了《国家总动员法》的相关规定，日本开始以行政手段强征韩国的劳动力。

据统计，二战结束时，日本强征的半岛劳工超过100万人。尽管相较于同一时期被强征的中国和东南亚劳工，身为日本殖民地人的韩国劳工的待遇要稍好一点，但他们的工作环境仍然是非人道的。他们不仅要挤在缺乏卫生条件和通风设施的地下室和板房里住宿，还要在每天主食摄入少于400克的条件下，承担超过12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即便是受了伤或生了病也不得不在监工的辱骂和鞭打中强撑病体下井劳动。

更过分的是，由于在日本政府眼中，这些劳工只不过是填充本国劳动力缺口的工具而非人类，因此这些矿山和工厂既没有提供任何防护设备，也完全没有所谓“安全生产”的意识，因此生产事故频发，再加上几近于无的医疗条件，有大量来自韩国劳工很快便倒在其工作岗位之上。

其中三菱财团所开发的端岛煤矿便在1910年到1945年之间募集了600名左右的韩国劳工上岛，最终只有122人离开这座岛屿——韩国方面的说法，则是有1442名劳工上岛。而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最终被韩国改编为电影《军舰岛》。

除了强征韩国的男性加入军队、投身厂矿之外，日本政府更残酷强征韩国女性为“慰安妇”。尽管韩国学者从史料中挖掘出的数字有所差异，但普遍认为这一群体的总人数介于15万至20万人之间。而鉴于韩国作为早期殖民地的特殊地位，韩国慰安妇往往被日军裹挟去了最为危险的战场。

根据韩国公布的资料，在中国云南的腾冲和松山战役中，中国军队曾从日军的慰安所里解救出23名韩国慰安妇。而其他被强征的韩国女性却惨遭日军屠杀。因为对那些毫无人性的日本军阀而言，慰安妇属于“军需品”，当部队战败或撤退时，不能带走的“军需品”自然要被销毁。

或许，韩国政界和史学界人士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在日本对韩国殖民历史的问题还有所“争议”，但对于众多经历过自己或亲人被日本军队强征、见证过那些血淋漓历史的韩国民众而言，日本的所作所为终究是无法被原谅的，更何况日本始终在此类问题上装聋作哑。

二战结束之后，在美国的撮合之下，日、韩两国开始尝试着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1952年，日韩开始建交谈判。韩国提出的诸多赔偿请求未能达成，日本不仅反咬一口，声称“日本对朝鲜半岛35年的占领，对朝鲜人民来说是一种恩惠”。后来受到美国的压力，日本方才退让，但依然纠缠技术性问题，迫使韩国提供客观上难以搜集到的详实索赔证据。

最终，双方在1965年正式签订《韩日基本条约》以及《韩日请求权协定》，韩国依旧承受了极大的屈辱。日本始终不承认对韩做出“赔偿”，而是以“经济援助”的名义向韩国提供了3亿美元的无偿援助、2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等。日本否认对朝鲜半岛进行过殖民统治，而认为是“合法”取得的统治权，进而让强征的朝鲜劳工成为所谓“合法动员的日本国民”，从而否认了韩国国民的赔偿请求权。特别是那3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时任日本外务大臣椎名悦三郎傲慢宣称，日本之所以拿出这笔钱来纯粹是出于“渴望看到韩国经济繁荣的愿望”，只是为了“祝贺他们新国家的成立”。

消息传来，韩国举国愤恨。然而，当时执政的韩国军政府首脑朴正熙却急需这笔钱来维持统治，因此在反对党议员全体投票反对的情况下依旧咽下了日本方面的“嗟来之食”。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日本方面更借着这些“无偿援助”在对韩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而广大韩国民众则在军政府的高压之下敢怒不敢言。

虽然在朴正熙执政后期，日韩关系由于韩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在日本东京饭店绑架金大中事件以及韩裔日本人文世光赴韩刺杀朴正熙未遂事件而一度跌入低谷，但随着朴正熙的遇刺，新上台的全斗焕政权很快便响应了中曾根康弘的号召，成为首位访问日本的韩国总统。

冷战结束后，韩国民间反日的声音依旧强烈，但韩国政府始终急切地想要搭上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顺风车。此时极度膨胀的日本却是罔顾亚洲人民的感情，在“独岛”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殖民统治期间受害者赔偿等问题上不断挑战韩国民众的底线。忍无可忍的韩国终于在2005年3月23日，由时任总统卢武铉发表《有关韩日关系告全国国民书》，呼吁国民要不惜经济代价准备同日本打一场“持久战”，并由此引发了韩国民众长达十余年的对日抗议浪潮。

2018年，完成“经济体系全球化”战略布局的韩国，终于向经济持续低迷的日本“亮剑”，由韩国高院判定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新日本制铁公司须为十五名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每人8.8万美元。此案宣判后，韩国民众群情激奋，认为自己的政府终于硬气了一次，可惜不过短短五年的时间，新上任的尹锡悦便推翻了此前的判例，再度选择对日妥协。

自上任以来，为了背后的三星等韩国财阀的利益，尹锡悦极力讨好日本，早已到了毫无底线的程度：北约会议上，尹锡悦想联系岸田文雄会谈遭拒绝；美日韩三国会议上，尹锡悦再次想与岸田文雄会晤，同样遭无视；联大会议，尹锡悦提前公布与岸田文雄会谈的消息，日本方面迅速打脸，说还没协商好，会谈后日本又表示两人见面不是正式会晤，而是“恳谈会”。

讽刺的是，随着尹锡悦政府决定两家日本企业无需赔偿道歉，相关赔偿款和滞纳金都将由韩国行政安全部旗下的“日本帝国主义强制动员受害者支援财团”代为支付之后，日本代表随即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出，在战争时期劳工进入日本的方式十分复杂，可能存在自愿、经官方中介机构介绍或被当地政府征用的情况，因此很难说这些劳工们是被“强迫劳动”。由此可见，尹锡悦政府示弱，令日本政府立即从源头和法理上，彻底否定二战强征劳工问题的真实性。而考虑到早在2022年首尔一所大学的教授便在授课过程中发表“日军慰安妇大多是自愿”的无耻言论，可以想见，如果尹锡悦政府此后在慰安妇问题上做出让步，日本方面会怎样的得寸进尺。

3月16日，在出卖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之后，韩国总统尹锡悦启程前往日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进行韩国总统时隔12年首次对日专访。然后就在当天下午，尹锡悦在东京首相官邸同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前的欢迎仪式时，本是向本国国旗行抚胸礼的尹锡悦，却被日媒NHK现场转播画面刻意用日本国旗挡住了韩国国旗，看起来就像是尹锡悦与岸田一起向日本国旗鞠躬。面对如此刻意的侮辱，韩国政府却也只能唾面自干地表示：“向对方国旗致敬是日本方面的惯例”。

韩国网友留言：“不在我国国歌响起时敬礼，但向日本国旗低头。尹锡悦到底是哪个国家的总统？嘴上说着‘为了国家利益’的右派政权，难道就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我们国家的立场真是慢慢消失了”

韩国网友留言：“国歌响起，他不向国旗敬礼，只是站在那里，是不是疯了？是喝醉了，现在该做什么，脑袋转不过来了吗？还是脑袋里没有大脑，装满了日本拉面？现在可别直接让尹锡悦这东西下台啊，我们得弹劾他！”

由此可见，古人所言“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果然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