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23日，重病缠身的周总理最后一次飞往长沙，在那里，毛主席和他最后敲定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其中，两位伟人通过了一项提议，由邓颖超出任副委员长，偏偏如此重要的任命却在总理回京后没了下文。
到底是其中出现了什么误会？还是这项提议从未发生过？直到总理病逝，人们清理他的办公桌时，惊人的真相才算浮出水面。
原来，当年的这项决议文件以及主席为此写下的手令，都被总理封存在办公桌的抽屉中，源于此，在他生前，邓颖超才始终处于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的位置上。
看到这，很多人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主席已经首肯邓颖超进入中央高层，为何总理要如此横加阻拦，难道，邓颖超真的不具备中央领导的能力吗？
事实上，了解总理夫妻过往的人们都知道，一向严于律己的总理，一生之中却让发妻邓颖超受了不少委屈，尤其在建国之后，无论是职务还是工资待遇方面，邓颖超很长时间里都没能按照自己的真实情况办理、执行，还因此将自己的卓越与锋芒深深隐藏了起来。
早在1925年，邓颖超就成为了我党一员，后来出席过中共六大，参与过白区斗争、长征，也曾担任过中央机要局局长，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亲选她为中共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由此可见，即便在新中国“组阁”之际，邓颖超也完全可以被任命为正部级，可总理偏偏没有这样做，这其中也有着他不得已的苦衷。
当年，面对老革命江鲜云为邓颖超鸣不平，总理说了这样一番话：“鲜云啊，我知道你的一番好意！可你想想，如果我安排你小超大姐去当某一个部的部长，那个部以后发出的文件、指令等等，有的人就会误认为那是我的意见，就会不好办。这样一来，我们反倒将家庭关系和革命工作搅在了一起，这对革命事业的发展特别不利！”
就这样，从1949年到1976年，邓颖超的职级一直停留在副部级，即便如此，她并没有过任何怨言，不但深度开展着全国妇女解放事业，还用心打理着总理的家事以及日常琐事，毫不夸张地说，总理当年能够心无旁骛地经营家国大业，邓颖超在背后助力良多。
此时再回看总理扣下的那份重要任命，个中原因不言自明，要知道，当年邓颖超任职副委员长的提议是经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显而易见，邓颖超多年来对革命事业的付出以及自身能力早已得到众位领袖的认可。
1976年底，华国锋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到：“根据毛主席生前安排，增选邓颖超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待下一次全会时予以追认！”
总理病逝后，邓颖超逐渐担任起诸多重要职务，政治地位也比先前提升了很多。
1960年3月末，淮安县委书记刘秉衡来到北京向总理汇报工作，临行之际，邓颖超受总理委托为刘秉衡送行，与此同时，总理还要求将自己的淮安旧居、祖茔地都交给地方生产队使用。
当时，邓颖超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我是新的‘夫唱妇随’，恩来无论说什么，我都按他的意思办！如今全党都听党中央的，恩来身为党中央副主席，他说得对，我们就要听！”
何为“新的夫唱妇随”？是邓颖超从家国大业角度展现出来的强大责任感，与其说她对总理无条件服从，不如说她作为老革命对家国大业甘心奉献自己的一切！
所以说，总理与邓颖超这对革命夫妻，真正值得敬佩的是他们从不打折扣的奉献精神。
至今，中南海西花厅的后客厅中还悬挂着邓颖超生前最喜欢的国画《腊梅》，那还是何香凝当年送给总理夫妻的贺礼。
可就在这幅画中，一朵梅花迎面怒放，另一朵却被粗粗的老梅干遮挡，而这恰恰是何香凝故意为之，身为总理夫妻的挚友，她比任何人都清楚邓颖超受到的“不公”。
所以说，周总理的伟大在很多方面都应该是夫妇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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