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
9月1日,企业中学和社会中学同时开课。
市建一中初二(四)班的同学们端坐在教室里听老师点名。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叫过去了,应答之声或急或缓,或浊或清,一年来同堂听课,结伴回家,闭着眼睛也分得出每一个人的声音。
同学们静静地等待吴老师点最后一个名字——那个几乎和吴老师同时走进教室,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的,谁也不认识的,还来不及瞄上两眼的新同学。
吴老师那低柔的男中音终于喊出了那个名字“皮越。”
“到!”一声极为洪亮的应答,全班同学一齐回首张望:新来的同学呈立正姿态,腰身笔直,双目直视前方;看那身架高耸,雄赳赳、昂昂然的样子,同学们一时默然,不知此人来自何方,怎么敢在教室里近乎狂妄地放声答“到”,还自动立正,犹如示众一般。
吴老师自去年接管本班,以班主任身份主教语文,只三两个月,就摸清了四十多个同学的基本情况,指定了班长、学习委员、文体委员等,把全班同学调教得像一个人一样:不但纪律严明,且期末总成绩在同年级四个班级里首屈一指。今日点名,虽早知班里转来一名新生,却没想到此人竟敢放声一吼,笔直的立在后排,任凭全班同学那好奇的目光探究不已。
吴老师亦有些忿忿然,一字一顿地问:“皮越,你是从哪个学校转来的?”
“报告老师,我是从首都北京建工部第一子弟中学转到这里的。”
“北京”“北京来的”“哇……”嗡嗡的议论声,诧异的脸……
吴老师的脸色温和了许多:“北京多好,为什么到金城来上学?”
“报告老师,我的父母调到金城来工作,我们全家都搬过来了。”
吴老师向他挥了一下手,皮越立刻坐下,依然腰板笔直,双目炯炯有神。若干年后,有同学回忆说,当时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教室里似乎侵入了某种异样的氛围。第一节课很快结束了。
吴老师一离开教室,几个男同学就转了过来。身材细长的江山怯怯地问:“喂,你去过天安门广场吗”
“去过。十年大庆时,我参加了花束队,在金水桥边向毛主席欢呼,看得可清楚了。”皮越声音洪亮,像对全班宣告一样。
他见过毛主席,同学们都听到了;他从北京来,他对吴老师说的,这不会有错。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中国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中解脱出来,十五六岁的初中学生们,绝大多数没走出过自己所在的城市。他们从地理课本上所了解到的中国概况,全然是一片混沌的平面图案,什么是外地、外省,没有一点实践认识。只知道中国很大,能依稀记得自己是从老家随父母调动工作来这里上学的,对自己的出生地,那些生活过的地方,没有多少记忆。学生们对整个中国的地理概念,全集中在一个地方上——那就是北京。
在孩子们的心中,北京是首都,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毛主席住在那里,英雄们、模范们全都在北京生活。什么时候能去一次北京呢?每年“六一”或“十一”,会有一名幸运的学生,名字登在报纸上,代表金城全体学生去北京参加“六一”游园或“十一”国庆活动。那些去北京的同学,全是社会中学的,企业中学从来没有哪个学生能享此殊荣。到北京去,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是这一代少男少女人生中的第一大奢望。这个奢望是如此强烈地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以至于绝大多数少男少女把它深藏在心里,不愿轻易言说。把心灵中最深沉的隐秘公示于人,绝大多数人是不肯贸然出口、视为禁忌的。这个今天在课堂上当众大吼一声的皮越,从北京来,去过天安门,见过毛主席,他那幸运的经历让全班同学对他肃然起敬之余,又有点不自在。全班同学和这个新来的皮越之间在原本陌生的同学关系上,又增加了一层阴沉的暗影:一个人,把几十个人心中隐秘的欲望在几年前实践了;一个教室里最大的共同幻想被一个人不经意地给洞开了一扇天窗;一个人明白了一大群人不明白的事;一个人随意地描绘了一群人的缤纷梦想。
一个人就这样的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全班同学对立起来了。几十双眼睛盯着他,看他的一举一动是否符合北京来的、见过毛主席的人应有的行为举止;几十双耳朵聆听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分析着他的意思是否符合见过大世面的人的言语中应有之意或弦外余音。同学们围着他,看他怎样学习、吃东西、写作业、谈论生活。他一静下来,就会有人善意地撩拨他,让他动起来是全班每一个同学的欲望。他动起来了,教室里就安静下来。时间一长,两三个月过去,皮越习惯了这一切,适应了同学们的沉默不语和安然不动,静听他讲一些北京的事情和北京的人,默默地记在心里,期望有朝一日能去北京实践一下,长点见识,多些阅历,实现那郁结在心中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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