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邓小平亲自点将，已经被平反的开国中将郑维山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没想到，刚到兰州军区不久，郑维山就愤怒地说：我要同他们打官司！
这是什么情况呢？
郑维山戎马一生，对两座山最有感情，一座是生他养他的大别山，另一座就是河西走廊的祁连山。长征结束，郑维山跟随徐向前参加了西路军，西路军损失惨重，郑维山统率的红88师也基本上打完了。
多少可爱的红军健儿，倒在了祁连山。这是郑维山心中一个永远的痛。一次军区在祁连山口演习，郑维山坐在直升飞机上低空连绕3圈，含泪将一瓶茅台酒洒在空中。
他用这种方式悼念当年的老部下和老战友们。在兰州军区任职期间，每一次出去视察，郑维山都要打听西路军失散的将士们，还专门去当年的旧战场凭吊。
有一次，他遇到一位老人，老人对郑维山说：你可能去过不少地方，见过不少碑，但你见过这样的碑吗？郑维山摇摇头，他的确没有见过。
老人继续说道：这是倪家营子全村的父老乡亲们自发地用一块土，一碗水，用手建起来的。碑后面的土包里，埋着上千红军将士的头骨。郑维山更加好奇了，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老人的眼睛已经湿润了，他讲述了一个诡异的故事。当年西路军失败后，附近有很多红军将士的尸体，村里的乡亲们自发地将他们掩埋起来，埋得很浅，到了建国后尸骨又被挖出来，一堆一堆的。
乡亲们看了很寒心。有一天早上，这位老人还很年轻，起得早，朦胧中听见有人在喊口号，唱歌，一阵厮杀声。他感觉村外的晨雾中有红军部队在出操。
第二天，又是如此，老人很纳闷，专门跑到村外去看，真的看见一队红军跑来跑去，在喊口号，和前天早上的情景差不多。然后一连好几天都是如此。
老人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出现了幻觉，就去找村里的社教组长，和他说了这件事。社教组长还批评他迷信。第二天早上，老人带着社教组长去看，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下社教组长信了。
他对老人说：这些娃子苦啊，千里迢迢来参加革命，没想到却死在这里，他们也想家中的爹娘啊。当天晚上，社教组长召集乡亲们开会，说道：今天我们能过上好日子，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用鲜血换来的，如今红军将士们的尸骨抛在荒地里，我们于心何忍？
在社教组长的号召下，第二天乡亲们一起到村外，一共搜集了1188具颅骨。大家挖了一个坑，把颅骨埋了进去。社教组长说：“大路朝天，入土为安”。安葬好之后，还立了碑，上面写着：红军烈士永垂不朽。
说来也怪，从那之后人们再也听不到口号声了。老人说完，郑维山早已经眼睛模糊了，晚上饭也吃不下。甘肃省军区的领导还以为他生病了，郑维山问道：你们这还有多少失散的西路军将士们？把你掌握的情况给我说说。
甘肃省领导汇报说：很多，西路军失散人员吃得苦，遭的罪，三天三夜都说不完。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在政治上受到歧视，社会地位很低。
1977年，军区曾经对西路军失散人员做过调查登记，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可这根本无济于事，他们仍然被视为“打了败仗的红军”，甚至是“逃兵”。
有一位原红5军的战士叫侯玉春，被分到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看大门。1983年被无故打死了。杀人偿命，结果法院只判了凶手10年徒刑。
侯玉春的家属不满，向有关部门反映，说他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参加过西路军，如今却被白白打死，必须严惩凶手。
接待他们的地方干部却反问：他那么早参加红军，怎么没到中央当大官，却在这里看大门？死就死了，有什么了不起？
真是岂有此理。郑维山拍案而起，愤怒地说：我要代表西路军将士同他们打官司。很快，郑维山将掌握的情况向徐向前和李先念等西路军的领导人汇报，西路军的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央专门下文件，着手解决西路军的历史问题，并将失散的西路军老战士的生活补助问题纳入了财政预算，提高了他们的待遇。郑维山这才长长的呼了一口气。
2000年，郑维山逝世，临终前他要求，自己要面向祁连山大山口，永远看着西路军的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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