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爆发了，这件事情对党和国家造成了深重的打击，以至于毛主席和诸多领导人都彻夜难眠。后来林总飞机失事了，伴随着他的离开，一些局面也逐渐被打开，其中那些蒙冤的将帅们，也找到回归的契机。
那是1972年12月，党中央全面清算了反革命集团，纠正了一些冤假错案，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
犹记得当年，中南海的书房里传来了一声拍案之声，毛主席勃然大怒，他说：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
周总理随即提出的建议，要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毛主席当场点头同意，然后安排周总理全权负责此事。
随后周总理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门讲到了这一政策，而且针对这一政策周总理提出了中央的大方针：从上到下，由易到难！
就这样，所有的部门都行动了起来，一场关于贺龙元帅以及受其影响的开国将领们的平反和回归运动开始了。
根据资料显示，这场运动十分漫长，其中经历了巨大的坎坷，贺龙的平反一直拖到1974年9月，而另外175位开国将领的回归，也是经历了反复讨论和争斗，周总理更是为此累到不眠不休。
在我们看来，恢复受影响的将军们的荣誉，只需要中央发一纸文件，然后把他们召回来就行了。但事实上，这件事情太难了，尤其是1972年这个关键档口。
1973年，周总理找来了田维新将军以及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他开门见山的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在道是上将，钟汉华是中将，他们已经蒙冤6年之久了。田维新当场接受任务，然后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写出了报告，送到了政治局调查。
但这个开端立刻遭到了动荡分子的反对，当时的政治局讨论的十分激烈，但庆幸的是周总理力挺此事，而且田维新等人的证据十分确凿，这才打开了第1个局面，陈再道没事了。
然而，这还只是个开始，因为陈再道是上将，那也是武汉军区司令员级别的人物，如今想要将他安排回去，可是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已经各司其职，只能将他安排为副司令。
但这时候问题又来了，且不说陈再道是否同意，那些大军区的司令员们也很为难，他们都纷纷回复田维新的电话，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在田维新多次打电话后，这位司令员干脆直接说：老田，千万别让他来。
这就是将军回归的第1个重大问题，不仅已经没有位置安排了，而且让诸多老上级去当下属的副手，不仅现任的军区司令会难以展开工作和难堪，更是对老将军们的面子的难堪。
庆幸的是，韩先楚站了出来，他以福州军区司令员的身份愿意接受陈再道，由他来担任上将副司令。
这里还有一段趣闻，因为韩先楚非常大度，所以赢得了周总理的赞许。但因为其他的地方不好安排老将军，毕竟老将军们的资历都要高一点，可韩先楚不同，他也是上将之列，而且是抗美援朝时期彭老总的副手，完全可以避免之前的尴尬。
于是，周总理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他先后在福州安排了三位上将，除了陈再道以外，还有王建安以及李志民。
这一幕在当时开创了记录，一个小小的福州居然迎来了4位上将，就连韩先楚都表示有些蒙圈，不过在周总理的谈话下，他还是很乐意的接受了三位同僚。
在韩先楚帮忙解决问题后，周总理又马不停蹄地在政治局会议上向田维新提出了杨勇的问题。杨勇有多么厉害，懂历史的人都非常熟悉，这是推动小平同志复出以及小平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大人物。
但就是这么一位传奇，却在此前遭到冲击。当时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田维新立刻找到了自己的老首长杨勇，并且隐晦的向他征求对审查结论的意见。
其实此举就是想要让杨勇表示不同意见，然后修改对他的错误评价。但老将军是一个真好人，他大度的说：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有意见。田维新怕老将军没明白，还反复强调此事，但老将军，依旧还是原话，不得已，田为汉只能让老将军签了字，离开了。
也正因为老将军的大度，他的工作分配等了整整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阳军区担任第1副司令员。不得不说，杨勇不仅是战场上的传奇，更是在人品方面没得说，绝对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不过周总理可不会就这么揭过此事，在杨勇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后，周总理在给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这句话里老一辈人都清楚其中的分量，周总理甚至都带上自我批评，可见他对杨勇的重视。
杨勇的事情算是解决了，但是接下来的吴克华的事情，却显得让人心酸又棘手。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又提到了：吴克华哪去了？众人面面相觑，因为炮兵司令部的干部们不清楚此事，而一些反对此事的人拒绝回答。
周总理通过多方调查才知道：吴克华住在地下室里。这件事情非常棘手，因为反对派的力量还很强大，如果得知他们要解放吴克华将军极有可能会转移，到时候会把事态变得恶劣化。但负责此事的李德生非常聪明，他直接写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
这道命令迷惑了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于是非常果断的将吴克华交了出来。而后他也被安排为铁道兵司令员，后来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以及广州军区司令员。
接下来还有秦基伟，周总理又亲自过问此事。当时秦基伟已经下放多年，得知周总理要见他后，这位老将军内心激动万分，他颤颤巍巍的挂断电话，拿出了珍视的军服和领章，穿上了这久别7年的服饰。
那一刻老将军的眼里冒出了光，那一刻老将军的身躯这些日子里从未有过的挺拔。随后，老将军走马上任，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就这样，逐渐的175位将军都得以恢复荣誉，慢慢的恢复正轨。但全程参与此事的田维新回忆：在讨论老将军解放的问题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动荡分子争辩的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周总理在这件事情中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但他从不在会上与动荡分子公开争论，他每次只是用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真相说清楚，用事实说话而不用情绪表达，很多大争论正是在周总理这样的姿态下被缓缓的揭过。
渐渐的老将军们都回来了，那些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上的尘埃也逐渐的被风吹去，也许我们在奔向理想的路上出现了徘徊，但我们奔向理想的目标从未变过，正如那句诗所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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