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回到“原点”的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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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学者与时代越来越格格不入，也许，这正是命运开始眷顾他的时刻。

他被逼到了憋仄的墙角，不得不使出全数的力气，方能抵抗无形的压抑和苦闷。在很多时候，让他焦虑的不是被攻击，而是被漠视和被拒绝讨论。因此，他必须回到原点——问题的原点，理论的原点，乃至出生的原点，从那里，寂寞而顽固地重新出发。

是的，我说的是张维迎。

曾经中国最成功的商学院院长、知名度最高的中生代经济学家，如今，他很少在官方的正式场合出现，甚至，他还回到了出生的陕北小村庄，办了一个窑洞课堂。

近一年来，我读过的中国学者写得最好的财经书籍中，有他的三本——《博弈与社会》《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和《回望：一个经济学家是如何成长的》。去年11月，在我个人最苦闷的时候，曾经非常渴望地想跟他在北京交谈一次，最后却因为疫情的反复而未果。今年5月初，我终于见到了他，还一起进行了一场热闹而并不尽兴的直播。

在当代改革史上，张维迎的名字出现得很早。在1984年前后，25岁的他干了两件事情，让他从一堆青年学者中崭露头角。

第一件事情是提出价格改革的新思路。在一篇题为《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的论文中，他反对用行政手段调整价格的现行方针，而是建议“把计划内的价格管住，把计划外的价格放开”，这便是价格双轨制的最初阐述。这个观点在当年的莫干山会议上被热烈讨论，终而改变了之后的改革路径。

第二件事情是，在当年9月的《读书》杂志上，他发表了《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有关企业家的第一篇文章。我在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反复考据，发现张维迎很可能是第一个使用了“企业家”这个名词的人——在民国时期，普遍使用的是“商人”“资本家”或“实业家”，我把这一史实小心翼翼地写进了一条备注里。

作为一位研究博弈论的宏观经济学家，张维迎碰到的第一个企业家，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冯仑。冯仑告诉我，他当年筹办万通的时候，就借住在张维迎的宿舍里，“这位老同学看着我要发财了，居然没有向我要股份”。

而张维迎开始广泛地接触企业家阶层，则是在1999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常务副院长，辅佐厉以宁老师。2006年，他出任院长，一直干到2010年。在这期间，光华管院成为中国最好的商学院，而他高薪聘任教授的做法，也被各校仿效。中国商学院教育的繁荣，张教授当居首功。

不过，当张维迎的“改革试验田”稍微扩大了一点点，就显出了他与现行体制的内在冲突。2002年，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助理，操刀大学教育改革试点。这一工作在很短的时间令他众叛亲离，成了校园内外的众矢之的。在一次换届选举中，他得票最少，“我也没想到结果那么惨，居然倒数第一”。

在张维迎的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杨小凯，他们相识于混沌初开的1982年。2021年，在杨小凯去世十七周年的冥日，张维迎写了一篇深情的《给杨小凯的一封信》。我读此文，数度动容。

杨小凯对张维迎说：“一定要写出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要怕冒风险。做学问就得准备好接受批评，如果你的观点没有人反对，那说明你没有自己的观点。”

张维迎说：“杨小凯是一个有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家。”这既是对经济学家的“另类褒奖”，也是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张目。

在很多年里，张维迎一直把对企业家的研究，内嵌于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之中，这在中国学者中是极其罕见的。他写过两万字长文的《企业家与所有制》（1986年），系统性地论证“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在2000年，还出版专著《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

在多年的研究中，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经济学理论缺陷：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

统治当今经济学理论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它提出的静态均衡学说。在张维迎看来，“作为一种市场理论，这个体系存在严重的逻辑悖论”。在最近出版的《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中，他一口气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八个悖论：

市场的有效性以市场的不存在为前提；市场的有效性与创新不相容；市场的有效性与市场的有序性不相容；外部性理论与技术进步的事实是矛盾的；资源最优配置与经济增长不相容；市场的有效性与计划的有效性是等价的；外部性市场失灵理论与垄断市场失灵理论是矛盾的；垄断理论与代理理论是矛盾的。

这八大悖论，看上去充斥着学术用语，不易被轻易理解。不过，张维迎所想要诠释的思想则是简洁而干脆的，那便是：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的基本特征的是均衡和稳定，是在一定的范式内进行资源、技术和偏好的协调。在这一均衡体系内，企业家的存在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在张维迎看来，这当然是大错特错的。因为，企业家的存在不是为了符合或适应某种范式，相反，他们的使命是打破范式，创造新的不可能性。

在这一新的认知之下，张维迎皈依于哈耶克和熊彼特，前者指出了计划性理论的“致命的自负”，而后者则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变化，并且变化是内生的，是由企业家的创新所导致。

因此，如果经济学的范式中没有“企业家”这一变量，那么，它就是有重大的缺陷，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范式转变。

在我看来，《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是继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之后，对企业家精神进行定义和解读的、最大胆和具突破性的著作。

张维迎回到了问题和理论的原点，在基本性原则和要素规范的层面，展开了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他的论述横跨了宏观经济学、管理学、决策学和知识本体论等多项学科，体现出他的理论雄心和人文主义精神。

很显然，在学术的意义上，他的破坏和重建才刚刚开始。被认为已经游离于边缘的张维迎，其实站在了学术创新的中心。

而对于当今中国经济，张维迎的发现和主张，更带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在过去的四十五年间，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核心力量之一，但是，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是模糊和被动的，是被行政政策配置和左右的弱势者。同时，无论是公众还是他们自己，都对创新的动力和运作模式缺乏清晰的理解。甚至，连他们的社会角色定位，也时常遭遇质疑。

张维迎试图在理论上，根本性地解答这一些困惑。我在他的著作中，无处不见中国的影子。在很多地方，他表现出的无奈和无力感，都令我心有戚戚焉。事实上，一本书并不能决定什么，甚至很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改变不了什么。但是，这是一种思想的力量，是一粒种子的力量，它的出现本身，便是改革和思想演进的一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张维迎很可能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如同他的那些前辈们，顾准、孙冶方、杜润生乃至杨小凯等等。不过好在，他还在现场。

张维迎打开手机给我看几张照片。在黄土高原的一个山坡上，有几栋窑洞式的房屋，部分已经完成，部分还在装修之中。

那里是他出生的地方，陕西榆林吴堡县张家山镇辛庄村。

张维迎的父母都是农民，母亲目不识丁，父亲“不识字”，“对我最大的好处是，他们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也就少了些担惊受怕。”

从去年开始，他回到出生的原点，在那里办了一个微型商学院，就叫“辛庄课堂”。每年招一到两期学生，约30个企业家。“企业规模有大有小，重点是认同我的主张。”

作为地道的陕北农民的儿子，张维迎的骨子里有遗传的倔强，这让他的格格不入，呈现出令人难以忽视的气质。

张维迎说，在辛庄的窑洞前，可以一边看星星，一边讨论企业家精神。他说的时候，样子很天真，我听得入迷，也好像有点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