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卓琳答应嫁给邓小平，但提出一个条件：婚后马上离开延安

1939年夏天，时任八路军129师政委的邓小平从太行前线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还参加了老战友欧阳毅和陈珉的婚礼。邓小平的个人问题也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此时邓小平已经35岁了，而且已经过了6年的单身生活，大家都觉得他应该成家了。

但当时在延安，想找个对象并不容易，红军三大主力到来以后，延安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干部普遍择偶难。虽然延安来了很多女知识青年，但她们往往看不上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延安曾流行这么一个段子：有个女知识青年与老干部谈恋爱，晚上散步，女青年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干部说：好看什么，像铜洗脸盆子！

当时分管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工作的邓发和邓小平同住一个窑洞，两人曾在上海一起共事，私交甚好，邓发便想为邓小平物色一个对象。于是邓发一有空就带邓小平到保卫处去走动，那里有很多年轻的女同志，邓小平很快看上了年轻、漂亮、性格活泼的卓琳。

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出生在云南宣威。她的父亲浦在廷是民族品牌“宣威火腿”的创始人，曾因追随孙中山北伐而被民国政府授予少将军衔。浦琼英是浦在廷的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儿，在家中倍受宠爱。

浦家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族中，妇女是没有地位的。浦琼英自幼看到自己身边的姑姑、姐姐，因生活不能独立、婚姻不能自主而饱受痛苦，逐渐萌生出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识。

1931年，全国运动会在北平举办，15岁的浦琼英被选拔为少年组60米短跑运动员，加入云南省代表队，赴北平出席全运会。当代表队走到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全运会停办。

浦琼英虽然感到失望，但她走出云南的决心并没有变，她于是给家里写信，要求去北平读书，家里同意了她的请求。1932年，浦琼英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浦琼英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后，她在北平愉快地学习生活，但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感冲击着每一个青年人的心，浦琼英也不例外。

1935年12月9日，浦琼英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她们高呼爱国口号，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卖国行径。这次行动使浦琼英的思想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为她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36年，20岁的浦琼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云南省第一个考上北大的人。但第二年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北平也呆不下去了，浦琼英和两个姐姐商量过后，决定到延安去。她们从北平辗转到天津、青岛、西安，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937年11月到了延安。

浦琼英到达延安后，进行陕北公学学习，因为她聪明好学，组织选调她到一个特别训练班学习，准备以后派她到日本占领区从事抗日工作，在特训班期间，浦琼英正式改名为“卓琳”。学习结束后，卓琳被分配到延安保卫处工作。

邓发知道邓小平看上卓琳以后，首先请曾希圣出马说媒，曾希圣于是找到卓琳说：“卓琳，邓小平可是看中了你，想跟你结婚，你愿意不愿意呀？”

卓琳当时虽然听说过邓小平的名字，但对他缺乏了解，认为邓小平也是个“工农干部”，怕他没有知识，和他说话说不到一块去，于是拒绝说：“我现在可不想结婚，我才23岁，我想先工作几年再说。”

于是邓小平决定亲自出马找卓琳谈谈，两人见面后，邓小平向卓琳讲述了自己过往的经历，卓琳得知邓小平曾在法国和苏联留学，又曾长期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觉得他很有魄力和魅力，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对他的印象不错。

两人第二次见面时，邓小平诚恳地说：“我有意要和你结婚。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这个人不大会说话。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但是我希望能从别的方面弥补。”

邓小平的真诚打动了卓琳，她同意和邓小平结婚。但她提出了一个条件：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延安的那些女同学并不了解邓小平，她怕同学们笑话她嫁给了一个“工农干部”，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

1939年9月初的一天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邓小平和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当时还有一对夫妻孔原和许明结婚，于是四位新人便合拍了一张别具一格的结婚照。

婚后没过几天，邓小平便带着卓琳回到了太行前线的王家峪，他们首先见到了彭德怀，彭德怀风趣地对他们说：“哎呀，邓小平你真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

彭德怀的意思是邓小平和卓琳很有夫妻相，所以在以后的生活中，卓琳也经常称邓小平为“老兄”。

此后卓琳留在八路军总部妇女部工作，担任妇女训练班队长，而邓小平平时在129师师部，只有到总部开会时才能和卓琳见上一面。卓琳觉得夫妻俩老这样聚少离多也不行，于是对邓小平说：“咱们结婚了就是夫妻，可是老这样分居，还是没法沟通，不利于相互了解，你能不能回去以后，经常给我写写信。”

邓小平问：“写什么呢？”

卓琳说：“就把你每天干了什么写一写。”

邓小平说：“好，我回去让秘书给我打个底稿，印上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寄一份来。”

卓琳一听连忙摆手：“哎呀，那就算了吧！”

1940年9月，卓琳调到129师师部秘书科工作，她才真正和邓小平开始在一起生活。卓琳生性活泼，但邓小平却沉默寡言、不喜欢说话，卓琳经常对邓小平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呀，你得说点话呀！”

邓小平却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

时间久了以后，卓琳也渐渐适应了邓小平的性格，她默默地在背后支持着丈夫。

邓小平虽然不爱说话，但在生活中对妻子非常好，卓琳洗头时，邓小平就拿着茶缸子，舀着热水帮她冲洗头发，陈锡联曾回忆说：“小平同志是多么严肃的人呀！二野的人都特别怕他，可他也有这么温柔体贴的一面。”

战争年代，卓琳先后为邓小平生了邓林、邓朴方、邓楠3个孩子，卓琳多年征战身体很差，没有奶水，只能把孩子们寄养在老乡家里，直到抗战胜利后，卓琳才把孩子们接到了自己身边。

1949年10月2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带着二野大军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程。部队出发前，邓小平下令任何人不准带家属，卓琳却不干了，她对邓小平说：“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下不管，这次不行，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

邓小平只好“投降”，允许卓琳带着孩子跟着部队。西南解放以后，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进驻重庆。卓琳看到领导干部们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她于是主动申请创办了重庆曾家岩人民子弟小学，并亲自担任校长。

这些干部子女并不好管，他们都很调皮，卓琳决定先拿自己的孩子开刀，当时邓朴方只有8岁，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到了午休时间，他偏偏不睡午觉，要和其他孩子玩闹，卓琳于是把他按到墙上，用手捂着他的嘴。孩子们见卓琳对自己的儿子都这么严格，也都不敢再捣乱了。

1952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全家也跟着他到了北京。邓小平对卓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卓琳于是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为邓小平当起了秘书。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邓小平有个习惯，急需办理的、重要的文件，就直接交给秘书，而一些不太重要的，他看完就塞到纸篓里。卓琳需要把纸篓里的文件进行整理、登记，她还专门腾出一间屋子摆放文件，并把这些文件分类装订成册，尽管经常要加班到深夜，但卓琳却乐此不疲。

解放以后，卓琳又为邓小平生下了邓榕和邓质方，他们还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接了过来，一大家十几口人的生活起居都由卓琳管理。

这样一来，邓小平本就不太多的工资就有些不够用，但卓琳总是尽力地保证丈夫的生活，邓小平喜欢喝茶，每年春天龙井新茶下来以后，卓琳都要精打细算，给邓小平买上两斤龙井，上午和下午给他各泡一杯，邓小平喝完的茶根，卓琳接着喝，从来不泡新茶。

邓小平喜欢一大家子十几口人一起吃饭。在三年困难时期，卓琳为了保证丈夫能吃好一点，要他单独吃，但邓小平不干。于是卓琳就派女儿邓楠陪邓小平吃饭，但没过多久，邓小平又坚持要和大家一块吃。

卓琳只好每顿饭单独给邓小平炒一个菜，但这个菜也往往让邓小平在吃饭时给大家分掉了，最后卓琳没办法了，只好让大家都吃一样的，也不再特殊照顾邓小平了。

“文革”爆发后，邓小平也受到了冲击。当时很多人为求自保，都主动和自己的亲人“划清界限”，导致家庭四分五裂。夏伯根担心卓琳也会跟邓小平提出离婚，于是嘱咐她说：“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

卓琳回答说：“我是了解他的，您放心吧！不会的！”

夏伯根这才放心，高兴地说：“我就知道你不会，你和她们不一样！”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卓琳和继母夏伯根也随他到了那里。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的活，卓琳则被安排去拆线圈。当时邓小平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但他总是站着干活，卓琳让他坐着干，他却不肯，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

当时卓琳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身体很不好，上楼时都需要一手扶栏杆，一手让邓小平拉着。而夏伯根年事已高，邓小平作为三人中最“强壮”的劳动力，便独自挑起了家务劳动的重担，劈柴、生火、扫地等活，都是他一个人干。

不久以后，邓小平的工资停发，每月只发20元的生活费，为了给几个在外地的孩子多省些钱，邓小平夫妇的生活水平明显降低了，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成了普通酒。卓琳为了改善丈夫的生活，学会了酿米酒和做豆瓣酱。

后来邓小平又提议说：“咱们种菜吧！”于是他们开辟了一块菜园，向农民要来茄子、辣椒等种苗栽上，精心管理，几个月以后，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正是靠着这种弥足珍贵的温情，靠着妻子的精心扶持，邓小平乐观地走过了政治生涯中那段险恶的光阴。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一家在1977年搬进了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一个普通的院子，在这里，卓琳陪着邓小平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0年的时光。

院子里有两棵松树，枝叶交织，难分彼此。儿女们认为，这两棵树象征着邓小平和卓琳相依相伴，又因两人同属龙，这两棵树便被命名为“双龙树”。

晚年的邓小平患上了帕金森症，行动能力和表达能力受到影响，但他在精神上依然非常依恋卓琳。有一次，邓小平坐在沙发上忽然叫卓琳，家人赶快把卓琳找来，此时的邓小平表达有些困难，不能说太多的话，他紧紧握着卓琳的手不放，一起坐了很长时间。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告别了陪伴自己58年的妻子，安详地走了。邓小平去世后，卓琳把孩子和亲戚家人们召集到一起，动情地说：“你们的父亲去世了，他这一生都是为了这个国家，都贡献给了国家，我们作为他的亲人，也要像他那样，不要给中央提非分的要求，只能低于中央的标准提我们的意见。“

在卓琳的安排下，邓小平的丧事从简，她在家里没有设灵堂，只是将邓小平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以方便亲友悼念。邓小平办公桌上的台历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每逢这天，卓琳和儿女们齐聚院子里致悼，寄托对丈夫的思念。

邓小平去世后的第12天，卓琳乘坐飞机将他的骨灰投向了大海，她眼含热泪，用颤巍巍的双手捧起邓小平的骨灰，久久不忍松开，她一遍又一遍地唤着邓小平的名字……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是邓小平的一个心愿，1997年7月1日，卓琳代表邓小平参加了香港回归盛典。庆典当天，当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向在场的每一位郑重介绍卓琳时，整个大厅掌声雷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人们对邓小平和卓琳发自内心的敬意，卓琳激动地说：“老爷子，香港回归了，你含笑九泉吧！”

晚年的卓琳明显地比以往更加孤独，每到邓小平去世的纪念日，家人总会预先买些花瓣，卓琳在院子里边走边撒：“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仿佛丈夫还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一圈圈地散步。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大地震后，92岁的卓琳寝食不安，她拿出了自己全部积蓄，并向家人筹措了部分资金，凑足10万元捐给中国红十字会。

2009年7月29日，卓琳因病医治无效，于1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2010年2月，卓琳被评为“感动中国2009年年度人物”，组委会给她的颁奖词是这么说的：

彩云之南的才女、黄土高原上的琼英，携小平手五十八载，硝烟里转战南北，风雨里起落同随，对她爱的人不离不弃，让爱情变成了信念。她的爱像一个民族的崛起，注入了女性的坚定、温暖与搀扶。

卓琳的姐姐浦代英在回忆录《无悔的岁月》中曾记录了这么一段对话：

外甥女刘京华问卓琳：“姨爹的功劳应该有你的一份吧？”

卓琳想了想，回答说：“我不敢说有多大的贡献，起码我是努了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