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音 定县秧歌 从乡村戏到非遗

子瑞多少有些将作为乡村戏和作为非遗的定县秧歌视为两极，对立了起来。在其辨析中，前者越发浪漫主义，素朴、拙野却温馨可人；定县秧歌：从乡村戏到非遗007者则明显现实主义，理性、精明却庸常悲壮。乡村戏的定县秧歌成为其评判非遗的定县秧歌的前提、基础与参照。毫无疑问，哪怕是信息传递没有当下便通、快捷，当年李景汉等他者对艺人刘洛福的倚重与发现， 尤其是将之“外派”北平的展演，对定县这个地域社会、对作为乡村戏 的定县秧歌界绝对有着巨大的震动。这种震动产生的浪花、波纹，应该远胜于今天自上而下认定的非遗传承人对定县秧歌的影响。换言之，将乡村戏艺人—名角、非遗传承人二者放置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历史语境 中进行结构性的整体比较，相关结论可能更加持平公允，至少会发现二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水火不容、昔是今非的矛盾体。 非遗前（过去）、非遗化（现在）和后非遗（将来）之三段论，早已经成为国内外海量非遗著述的经典范式。这些阶段分明且似乎精准的“八股”勾画，一方面受制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线性时间观，另一方面则沉浸、演绎着“发展就是好的”之幻象。在这种经典化的“八股”范式中，过去，不是不堪回首、忍辱偷生，就是辉煌灿烂、余味无穷， 抑或是艰难曲折；现在，虽然岌岌可危，却枯木逢春，且将很快欣欣向荣；未来，尽管任重道远，却前景可期，光明一片。其实，每个非遗项目都有着自己的生命历程和演化轨迹。当传承者的主体性得以发挥时， 一个非遗项目就会有因应时变、世变的调适能力，进而可能传衍下去。 不接地气的外力的强行干预，心急火燎地打强心针，通常适得其反，甚 或仅仅是回光返照而无力回天。如此一来，非遗前、非遗化和后非遗这一看似动态的谱系，实则是静态与静力学的马甲，有着刻舟求剑的 憨直、愚顽。 这种愚妄、偏执，多少剔除了时间对于特定个体、群体而言无时无008定县秧歌：从乡村戏到非遗地均在的主观性与主体性，将原本互现、作为一个连续体的时间物理化——被对象化、插入界桩的时间，成为一个个裂块或者一个个无限小的时间点。如此，作为符码，与这些时间块或时间点对应的人群、社会 与文化，尽管可以任意涂抹、编织，却是隔山打牛，无法触碰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