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中期，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欧洲毫无招架之力，一个又一个国家陷落。正当蒙古大军直捣欧洲心脏多瑙河畔，远在亚洲的大汗窝阔台突然驾崩（1241年），西征的蒙古大军王子将领们争先赶回蒙古以推举新大汗，如此不战而退地返回蒙古，导致数个世纪后的世界格局开始翻天覆地的变化。
蒙古大军虽然不战而退，但从死亡之神手中意外获救的欧洲精英阶层的生存危机感却并未因此消失，尤其让教会及欧洲王室与军事贵族们都忧心忡忡的是前线传来的一些报告中，有的描述蒙古大军五花八门的火器对欧洲造成重创，在当时还相当落后的欧洲，这些新型武器犹如“神器”。这一切使教会及欧洲各王室君主们诚惶诚恐，深感自己末日来临之危。
在这个背景下，就在蒙古大军不战而退的数年内，教会与当时最大的欧洲强权法国王室、威尼斯政权等联手，先后组织派遣了一系列肩负秘密东征使命的“特殊使者”，他们以“传教士”、“旅行商人”、“探险家”、“国王使者”等身份被派往蒙古／中国等亚洲国家，他们的使命不仅是要刺探情报，获取东方一切先进的科技、军事、工业、农业、造船、航海、绘图等宝贵资料，也是要考察如何通过皈依蒙古、中国的君主，而将这些国家整个人口基督教化、继而不必正面激烈交锋就可轻易同化并主宰这些民族。
自1245年前后开始，这些携带着特殊使命的早期“特使”与“传教士”中，著名的包括被教皇依诺森特四世（Innocent IV）下令派遣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修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John of Plano Carpini ）、威廉·鲁不鲁乞 （ William of Rubruck ）等人。跟在他们后面抵达蒙古大汗宫廷的，则包括所谓的“旅行商人” 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洛·波罗（Niccolo Polo）及叔父马菲奥·波罗(Maffeo Polo) 兄弟。波罗兄弟与“方济各会” 及威尼斯政权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从1255-1265年，波罗兄弟一行执行了长达十年的的 “特殊使命”，为“圣战”大军对亚洲的下一步行动铺垫了道路、疏通了关键的人脉网络。
马可·波罗的父亲及叔父能够在蒙古宫廷打通人脉的一个关键“神器”，是蒙古王朝几代间与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王朝之间的联姻宗亲关系，蒙古宫廷中数位大权在握、影响力非凡的女性及宫廷高官都是基督教“景教”教派（Nestorian）的信徒，包括忽必烈的母亲和皇后察必（Chabi）等人。这一切也为从基督教世界来的“特殊使者”提供了便利条件。
如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Tului ）之妻唆鲁禾帖尼别吉（Sorghaghtani Beki），未来的蒙古大帝国辽阔疆土内四位统治者的母亲，是虔诚的景教基督教徒，她有意培养并精心扶植到蒙古大帝国统治者地位的四个不凡的儿子—大汗蒙哥（Möngké）、忽必烈、旭烈兀（Hulagu）、阿里不哥（Ariq Böke），也都娶了基督教徒妻子。
在历史上，大汗蒙哥的皇后 忽都台（Kutuktai）、忽必烈的皇后察必、旭烈兀的皇后脱古思可敦（Doquz Khatun）都以辅佐各自丈夫的帝国大业而著名。蒙哥从1251年起成为大汗，直到1259年战死疆场；旭烈兀摧毁了从公元749年起就一直统治中东和波斯大部分地区的阿巴斯王朝，并在波斯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成为波斯伊儿汗国的大汗；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其兄的汗位胜出，并直到1294年统治蒙古大帝国；旭烈兀和妻子脱古思可敦（Doquz Khatun）生的儿子阿八哈（Abaqa）出任波斯伊儿汗国的第二任大汗，并成为基督教拜占庭大帝国的希腊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帕莱奥勒古斯（Mikhaēl VIII Palaiologos）的女婿-1265年他与米哈伊尔八世的女儿玛丽亚-佩利奥洛吉娜公主（Maria Palaiologina）完婚。
蒙古帝国的统治阶层与基督教之间的家庭宗亲关系盘根错节，包括许多大权在握、地位显赫者，有的本人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如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第三任君王撒里达、怀仁郡王火思丹及其妻子竹忽真公主、忽必烈的外孙阔里吉思及其妻子爱雅史丽公主、大汗窝阔台的妻子乃马真皇后脱列哥那，等等。
这些复杂的宗亲关系使元朝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交流达到一个非常时期，1274年在法国召开的教会“里昻大公会议”（Council of Lyon）后更是达到高潮。“里昻大公会议”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基督教世界的统治精英们决意皈依非基督教人口，从此开始了一系列措施与行动计划。那之前，“方济各会”等数个教会组织基本上是各自在欧洲范围内强化基督教正统信仰，并不断巩固组织网络及教会的权势。但那之后，一系列圣战武士以不同身份被派遣到欧洲大陆之外。
正是在这次“里昂大公会议”后不久，1275年，二十出头的马可·波罗以“旅行商人及探险家”的身份，随父亲和叔叔抵达忽必烈宫廷。在此后近十七年间，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及其皇后察必的信赖，在宫廷如入无人之境、被忽必烈封官，作为特使外访、甚至随元朝军队踏遍各个角落。
马可·波罗在当代几乎家喻户晓，却鲜有人想到问一句：一个年轻而普通的“旅行商人及探险家” ，凭什么获得异国皇族的如此信赖？如果了解了元朝宫廷与基督教世界的宗亲姻缘关系，答案不言自喻。
虽然“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虚构者们极力试图抹除西方崛起中受益于东方文明的一切痕迹，但用心考究那些幸存的历史资料、考古遗迹、古籍文献，就会发现一些被西方主宰话语权的主流学界保持死一般缄默或极力打压的事实，这些事实的幕后掩藏着一个真相——华夏历史上的辉煌一页被移花接木并被系统抹除。比如：
（1）马可·波罗被一些早期历史学家及航海家视为欧洲“航海先驱”们探索“新大陆”的“前辈”，如十六世纪后期／十七世纪初著名的英国学者与特工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就把欧洲人对美洲“新大陆”的最早探索归功于马可·波罗。马可·波罗不可能单人匹马远洋独闯新大陆。他如何早于哥伦布二个世纪而抵达美洲大陆？乘坐谁的船？为什么在他的那本“游记”里只字不提？为什么要严守秘密？马可·波罗究竟何许人也？
实际上，与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神话叙述完全不同的是，在航海、造船、天文观测、海陆地理勘测、天文与地理制图领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首屈一指的科技大师，遥遥领先西方数个世纪。中国人的远洋航行技术及造船绝技也让中国最晚在元朝之前就已在世界上率先环球航海、勘测地球的大陆海洋。最晚至元朝，就在马可·波罗一行抵达中国的数年前，中国人已完成勘测全球海洋陆地的正确比例、并制成相当精确的木制地球仪，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明确知道陆地与海洋占据地球比例分别为十分之三、十分之七。元朝历史记载对此写得清清楚楚。 （参见《元史·天文一·西域仪象》（“......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
（2）也不奇怪，马可·波罗也被一些西方研究者视为“发现澳大利亚” 及北冰洋的欧洲第一人。鲜有人问：他是随同何人船队几乎早于英国人库克五百年而抵达澳大利亚、早于欧洲人六百年抵达北冰洋的？
（3）“哥伦布”本人的两个传记作者——他的儿子费尔南多（Fernando Colon）及“多明我会” 修士拉斯·卡萨斯（Bartholomen las Casas ）都提到一个事实：早在他“碰巧发现新大陆”之前，哥伦布就已经读过一些资料，其中提到 “欧洲和非洲以西的岛屿”。哥伦布本人也在1496年写给英国“商人”约翰· 戴（John Day）的一封信里提及这些情况。1497年，哥伦布又一次向约翰· 戴探寻有关“方济各会”海外探索的资料及马可·波罗写的“另一本书”提及的事情。
（4）哥伦布与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保罗·托斯卡内利（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的书信往来显示，后者不仅向哥伦布提供了包括美洲大陆的世界地图，也向哥伦布确认了“向西航行可抵达中国／亚洲” 这个关键信息，并提及“地球仪” （globe），并向他保证说，自己曾同来自中国的“杰出卓越的客人”进行过长谈（这正值明朝船队环球远洋时期），他见到的那些“杰出卓越的客人” 就是如此告诉他的，他们的话“很有权威性”。
托斯卡内利与欧洲王室及哥伦布等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结论：当欧洲人还坚信地球是平的、还未掌握远洋航海的技能及相应的造船技术的时候，中国人不仅早已抵达欧洲，而且也完成了环球航行至美洲大陆及澳大利亚，并把“地球是圆的”这个航海知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欧洲。这也正是为什么早期的数代欧洲航海“先驱”都试图寻找到那条著名的“西北通道航线”。
托斯卡内利同诸多欧洲“科学家” 一样，他们都有一个奇特的共同点：都在与中国人接触后忽然“脑洞大开”。
抛开“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虚构剧本，用心考究哥伦布、达伽马等“航海先驱”的往来书信、航海日志等资料，大量事实都在明确显示，欧洲所谓的“航海先驱” 们，包括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库克等人，并不是在黑暗中盲目远航“发现”了“新世界”，而是带着中国人的环球航海图去 “探索世界” 的，欧洲早期的地图绘制师们也都有样本参照。启航之前，哥伦布已经手握源自中国的世界地图，他最初向西航行、抵达美洲大陆，并非“瞎猫撞死耗子”的奇迹，而是他本来就计划如此，只不过没有继续西行抵达他的终极目标而已——哥伦布首航的真正目的地十分明确：就是马可波罗写的“契丹”，即中国。而他掌握的“权威资料来源” 之一，就是马可·波罗。
波罗一行在中国到底做了什么？在忽必烈去世三年前，从泉州乘船匆匆离开中国、从此一去不返的波罗一行究竟把什么带回了欧洲？仅仅是披萨饼、冰淇凌、面条和纸币吗？仅仅是一本不疼不痒的“游记”吗？还是把当时中国遥遥领先西方数个世纪的先进科技、军事、造船、航海、制图、工农业技术与模型等宝贵资料连窝端地拿回了欧洲？
十六世纪末期，意大利“耶稣会”的利玛窦在明朝时期将一个机械钟带到中国，作为西方所谓“科技先进”的佐证。其实，在波罗一行从中国回到欧洲半个世纪后，意大利才出现了欧洲的首个机械钟，但这也不过是对中国原版机械中的仿制而已。世界上第一架机械钟原型是由中国唐朝数学家一行发明设计的，而且那不是一架简单的钟表，而是一架附有报时装置的极为精细复杂的天文仪器。（《旧唐书·天文志》）宋朝时，华夏数千年工程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司天监、苏颂、韩公廉、沈括等人进一步完善了天文钟，他们发明制造的大型自动化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 集 天文观测、天文演示与报时系统为一体，展示了机械等时装置（擒纵机构）的完善，此后机械钟指针等关键部件的发展使宋末元初之际的机械钟正式诞生。（（参见《元史·天文一·西域仪象》）
如果考虑到西方经过多么漫长的时间才仿造了中国的航海造船绝技水密隔舱，欧洲这个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机械钟复制过程还算是快的。
中国自古就使用的水密隔舱是人类造船技术的一大突破，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安全保证。欧洲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才复制成功，并被英国人塞缪尔·本瑟姆爵士（Samuel Bentham ）首先引入欧洲。欧洲比中国几乎要晚至少一千多年。当然，在当今西方主导话语权的世界科技史叙述中，塞缪尔·本瑟姆成了这个技术的“发明者”。让一些现代西方研究者惊诧的 不仅是西方与中国的量级的技术差距，也是西方复制中国技术需要花费的漫长时间——因为他们发现，马可·波罗在13世纪就已经向欧洲人介绍过中国的这门造船绝技，但就如许多中国等亚洲先进科技传到欧洲后往往需要经历漫长而缓慢的接纳过程一样，欧洲对这项造船技术的复制与采用也相当缓慢，仅在马可·波罗五百年之后才普遍采用。
自十三世纪开始，源自中国等亚洲的先进科技、思想理念、创新发明、工农业、军事技术、模型、样品、远洋航海与造船技术、地图绘制等宝贵资料就被源源不断地获取、传入欧洲。在一系列“特殊使命”中承担重大角色的“方济各会”“碰巧”成为欧洲科技发展、“创新发明”的先驱，“方济各会”的罗吉尔·培根也“碰巧”被“西方中心主义”者们定位成“火药的发明者”及“丹术养生”这个理念的“革命性创新者”，在欧洲航海图绘制及航海探索中，“方济各会”同样扮演了重大角色。
不仅如此，与“方济各会”及威尼斯政权关系密切的波罗一家等数波“特殊使者”、“旅行商人” 、“探险家”们从亚洲回欧后，威尼斯等意大利地区（当时还没有统一的意大利）也在欧洲率先从一个极度贫穷落后封闭的黑暗蛮荒中走出，脑洞大开，在许多领域都发生了飞跃性的崛起发展，如丝绸纺织、航海绘图、机械与水利工程等。
这些发展也让意大利的多个城邦与东方之间的贸易迅速扩大，包括那些经由被穆斯林控制的红海、印度洋的贸易通道。这一切都助推了威尼斯在激烈竞争中崛起为一个重要强权，并将这些先进的科技与理念进一步从意大利向欧洲其它地区传播，进而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提供了必要的社会与经济条件。这一切也决定了欧洲的历史分水岭：最终瓦解了欧洲的中世纪封建制度，将一个文化荒芜、经济落后、思想闭塞的欧洲拖出黑暗，被文明之火开化，并进入一个“航海探索”及全球殖民的时代。然而，他们所及之处却生灵涂炭，一个又一个民族遭遇大规模屠杀文明被灭绝的悲剧。
对于中国来说，最具悲剧性色彩的是，在西方崛起并最终征服东方、残害世界之路上，为其一路提供燃料、助推马达、所需利器的，正是毫无戒备并最终患了集体健忘症的中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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