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印度人数从14人降至1人，中国记者在印度屡遭刁难

“印方目前仍未同意为中方最后一名驻印度记者延期签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12日的表态，让各界再次聚焦印度对中国驻印度记者采取的不公正、歧视性措施。《环球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此前常驻印度的中国记者，请他讲述在印度的真实经历。

2018年7月的某一天，胡博峰抵达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开启了他的驻印度工作。2018年到2019年，是中印关系的“小阳春”。当时，两国刚刚从洞朗对峙的阴霾中走出来。作为两国关系缓和后，第一个拿到常驻签证的中国记者，胡博峰开始的“运气”还不错。与此前大部分中国记者的遭遇不同，2018年，包括胡博峰在内的中国记者都获得了有效期1年的签证，大家还为此专门组了个私人饭局“庆祝”。

胡博峰表示，从2018年8月到2019年8月，是他在印度工作最顺利、也是对印度了解最深入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这位首次驻印度的记者，开始体会到“印度是新闻富矿”这一说法的真正含义。在与当地政府、智库、高校的深入交流中，在和当地普通民众的日常攀谈中，胡博峰对印度的认知每天都在刷新，完成各类见报稿件接近300篇。

转折发生在2019年9月。从那时开始，包括胡博峰在内的所有中国驻印度记者的签证，几乎都变成了“每月延签”，也就是说，每次获批签证的有效期只有1个月。根据印度的规定，外国人在印度使用手机、银行、互联网等服务与签证的有效期挂钩，所以外国记者在拿到延期签证后做的第一件事，一般都是前往自己的开户银行、电信网点提交新的签证复印件，以免被强制注销各类账户。

印度“每月延签”的做法让中国记者疲于奔命——除了繁忙的工作，还要每个月至少抽出总计约1周的时间来准备延签材料、跑政府窗口以及向银行、电信部门等提交签证复印件。如果不能及时获得延期签证，记者在印度的工作生活会受到极大影响。

胡博峰表示，2020年年初，他没能在前一签证的有效期内向电信公司提交新签证的复印件，导致手机被停机销号、家里的互联网服务被中断，银行也发来电子邮件说“如无法提供新的签证复印件，您的银行账户将被注销，存款有被没收的风险”。

胡博峰拿着新签证跑了一圈，才恢复了互联网和银行服务，但电信门店员工说旧手机号找不回来了，只能申请新号。如果换新的电话号码，胡博峰需要告知所有联系人和采访对象。为了避免这一问题，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对电信门店负责人反复诉说原来电话号码的重要性，并请这位负责人共进下午茶，才最终要回了原来的电话号码。

胡博峰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他驻印期间，法国等一些国家的记者也需要“每月延签”。一名法国记者说，这和印度政府2019年突然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后遭多国批评有关，印度可能出于报复才对这些国家的记者实施了“每月延签”的政策。胡博峰曾与印度外交部一名官员交流，希望后者解释“每月延签”的理由。对方给胡博峰的答复是：“去问你的使馆（人员）吧，他们清楚。”这似乎暗示了印方的做法是一种外交报复。

2020年3月，印度新冠疫情暴发，全印进入为期3个月的封城状态，中国记者的签证也从“每月延签”改为每3个月延签，并且不必再跑政府窗口了，可以拿到电子签证。虽然仍然很不方便，但相比之前来说，境遇算是好了不少。

2021年，胡博峰驻印任期结束。回顾驻印度的3年，他表示，一半多的任期都因为签证问题受到影响。胡博峰总结说，印度在签证问题上对中国记者的刁难，其特征是“不舒服但合法”，印方始终在本国法律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挖掘”所有能够让常驻记者“不舒服”的点，并最大化地加以利用。“印度的行为合法吗？合法！合理吗？绝对不合理！”胡博峰说。

自2020年以来，印度拒不审批中方记者赴印常驻申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12日表示，有的中方记者等待驻印签证已达3年之久，中国驻印度记者已经从此前的14人锐减至目前的1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称，中方最后一名驻印度记者的签证也已经过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刘宗义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两国互相派遣记者是为了更客观、详细地了解当地情况，让本国的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有据可依，所以印度驱逐中国记者的行为等同于“自毁耳目”，不仅亲手切断了自己的信息搜集渠道，还让双方在处理两国关系时面临误判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