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13日上午，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由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主祭。
就在党中央发出的讣告中，柯庆施还被称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要知道，当年能够享有如此称谓的逝者并不多见。
要说生前曾官至副国级的他，至今没有出版传记，就连权威名录对他的简介也是轻描淡写。
这位曾深受毛主席赏识的中央领导人，在病逝后好似一直处于被历史刻意遗忘的状态，其中又是否存在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只怕这个问题，刘少奇是最早察觉的人。
1948年3月，就在讨论华北局人员组成问题上，薄一波提议将并不是中央委员的柯庆施选入华北局，刘少奇从坚决反对到妥协后，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
“那就这样！不过，重用这个人后果很严重，你可要负责！”
晚年之际，薄一波在回忆录中特地提到过这个问题，也领会到了刘少奇当时的用意。
“后来的很多事情都说明，少奇的判断的确是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十分正确。我当时只是通过一时一事来判断，错了！”
1950年7月19日，毛主席等多位中央领导人联名向华东局发出电报指示。
“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你们随时注意加以帮助！”
看似普通的工作指示却内涵满满，显而易见，当年柯庆施的为人处世、业务能力都没能得到党中央领导人们的认可，为何还能在后来官至副国级？
或许有人会觉得，那是他改头换面、自我成就的表现，笔者想说的是，在新中国史上，如他这般官运亨通的情况实属罕见，即便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最主要的还是柯庆施将曲意逢、窥测风向而动作为自己的为官准则，有诸多往事可以加以佐证。
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斥责，随后又提出了“15年赶超英美”的论调，如此不切实际的想法，柯庆施选择紧紧跟风。
年底之际，他授意张春桥写出了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此文得到毛主席的大力称赞。
之后的周总理、刘少奇还在大会上分别为“反冒进”承担责任，而56岁的柯庆施却成了毛主席口中的“柯老”。
1958年3月，党中央召开成都会议之际，就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柯庆施的发言几乎奠定了自己日后登峰造极的政治地位。
“相信毛主席必须达到迷信的程度，要服从就要做到绝对的盲从！”
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国上下表现得最为抢眼的，就是柯庆施，尤其在农业生产方面，他还是为“放卫星”点火的人。
全国上下因为大饥荒深受其害之际，毛主席即便清楚地知道柯庆施责任重大，却还是对他所谓的气魄大为称赞。
发觉毛主席对极力倡导“共产风”的张春桥十分欣赏之际，又是柯庆施大力促成两人的深度交流，也使得张春桥得以在中央高层崭露头角。
除此之外，庐山会议上，他也曾激烈地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进行反对，就在此后的七千人大会上，对于他极力维护“三面红旗”的举动，算是为后续的十年动荡埋下伏笔。
北戴河会议之后，柯庆施对意识形态斗争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1963年元旦，他提出的“大写十三年”口号，与江青后续在上海培植党羽的行为一拍即合。
相传，当年江青支持张春桥、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背后就有着柯庆施的暗中推动。
虽说这一说法并无事实考证，不过，正是因为柯庆施对于晚年毛主席的投其所好，不但让自己捞取到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还一手促成了江青一伙人的势力提升。
1965年1月4日，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他被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在16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
相对于张春桥，江青对于柯庆施才是真正的倚重，要不是1965年3月的急病离世，柯庆施必定会在中国政坛继续翻云覆雨、大玩权谋，“四人帮”也极有可能成为“五人帮”。
此时回看，刘少奇当年对于薄一波的提醒与告诫，才是真的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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