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邓颖超专程请宋庆龄北上，宋庆龄却说：北平是我的伤心地

1949年10月1日下午，宋庆龄穿着整洁的节日服装，步履轻盈，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大典开始后，宋庆龄举目四顾，心潮澎湃，只见孙中山的巨幅画像立在天安门广场的前方，广场上满是拿着旗帜、欢呼跳跃的人民群众，犹如一片红色的海洋。

后来宋庆龄在回忆开国大典的壮观景象时，曾激动地说：“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但很少有人知道，此前为了请宋庆龄进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可是费了一番苦功。

早在1949年l月，还在西柏坡准备“进京赶考”的中共中央，就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就联名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发去电报，邀请她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宋庆龄收到电报后，很快给毛泽东等人回信：

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浓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宋庆龄信中说的确实是实情，时年56岁的她患有高血压、肠胃病和家庭遗传的荨麻疹，尤其是荨麻疹没有特效药，她只好服用苯纳德雷，这使她每天都是昏昏欲睡，精神很差。

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和周恩来谈到了请宋庆龄北上的事情，他们都认为在国人的心目中，宋庆龄是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卓越代表，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的一面旗帜，如果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没有宋庆龄的身影，那将是历史的缺憾。

最终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派邓颖超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为了表明我党的诚意，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托邓颖超亲自交给宋庆龄。其中周恩来的信是这么写的：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耑上。敬颂大安！

周恩来写完信以后，考虑到事关重大，又把信送给毛泽东看，请他提提意见。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把“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中的“略”字改成了“谨”字。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含义却大不相同，用“谨”表示更加尊敬的意思，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诚意。

为了确保此行成功，邓颖超又叫上廖梦醒同行，廖梦醒是宋庆龄好友何香凝的女儿，又曾长期担任过宋庆龄的秘书，对宋庆龄非常了解。

6月25日，邓颖超和廖梦醒到达上海。6月27日，邓颖超让廖梦醒先去看望宋庆龄，廖梦醒穿着一身灰布军装来到了宋庆龄的住处，宋庆龄以为是来了个女兵，直到廖梦醒叫了一声“aunty（阿姨）”，宋庆龄才认出她来。

廖梦醒说明来意后，宋庆龄非常伤感地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

此前宋庆龄只去过北平两次，而两次全都与悲痛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是1925年春天，孙中山病逝于北平，宋庆龄悲痛欲绝，甚至“连太阳光都不愿见了，在屋里也放下窗帘”；第二次是1929年春夏，南京中山陵落成，宋庆龄到北平参加孙中山的灵枢南迁仪式。从此以后，宋庆龄害怕别人提到北平，那是她与最敬重、最亲爱的人的诀别之地。

廖梦醒当然理解宋庆龄的心情，她不断地进行劝慰，最后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是毛主席派来的，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她？”

宋庆龄拍着廖梦醒的手说：“让我想想好吗？”显然，宋庆龄还需要时间下决心。

6月29日，邓颖超终于收到了宋庆龄的请柬，她如约来到了宋庆龄的住处。寒暄之后，邓颖超并没有急着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拿给宋庆龄看，而是与她畅叙老朋友的别离之情。然后邓颖超又把她参加土改、解放区翻身农民的喜悦和踊跃支前以及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新政协的筹备情况向宋庆龄进行了介绍，宋庆龄不禁听得入迷了。

邓颖超见宋庆龄完全放松了下来，这才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拿给她看，宋庆龄看了信后，深受感动，但最后还是说：“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

宋庆龄之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除了身体欠佳外，还有两件事使她心存芥蒂。第一件是1949年5月，陈毅带领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以后，由于部队人数众多，后勤人员便开始忙着四处动员，让一些大户腾房子给部队住。

有一天，一个连进驻淮海中路，连长指定武康大楼对面一所宽敞的房子，要排长带一排人去宿营。排长于是带人前往，没想到这所房子正好是宋庆龄的住宅，门房当即表示拒绝：“这里不能住。”

这名排长十分反感，他强硬地说：“连长命令我们住这里，为什么不能住？如果下午4时前不把房子腾空，我们将派兵来搬走东西。”

此时宋庆龄只好亲自下楼，她对排长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

排长听后大惊，早知道这是孙夫人的宅院，就是用刀架着他们的脖子，他们也不敢来啊！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道歉，就赶紧跑了。

此事很快报告到了陈毅那里，陈毅马上打电话向宋庆龄表示歉意，随后又与潘汉年一起亲自来到宋庆龄的寓所道歉。尽管如此，宋庆龄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气。

第二件事是上海爱棠190号的房产是宋庆龄弟弟宋子安的私产，现在已经被上海市政府接收。宋子安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不同，他从不参与政治，而且宋庆龄也多次写信劝他不要回国帮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做事，因此宋子安一直留美未归。现在他的房产被政府查封，宋庆龄的心里自然不快。

邓颖超得知这两件事后，首先再次就解放军官兵要求腾住宅一事向宋庆龄作了解释和道歉，然后她又把宋子安的房产一事上报中央。不久以后，中共中央发来回电：

请你们查明该号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将来回国时再行解决。

邓颖超收到回电以后，马上向宋庆龄作了说明。上述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对于消除宋庆龄的误会，加深她对中共各项政策的理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过再三考虑，宋庆龄终于下定决心北上。

邓颖超考虑到宋庆龄的病情，向中央发报说她乘坐火车恐怕会有些困难。周恩来迅速给出了解决方案：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而且要配餐车。

周恩来还亲自选定了宋庆龄到北平后居住的房子，8月3日，他告诉邓颖超：

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曾宪植）、罗叔章负责指导。最好上海能带一可靠厨子来。

由此可见，周恩来对宋庆龄到北平后的生活安排，是多么地细心周到！

随着启程日期的临近，宋向龄向邓颖超提出了到北平后的3点要求：

一、不要举行欢迎会；

二、愿访问张治中个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

三、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

邓颖超马上电告周恩来，她认为第一、二件事都可以尊重宋庆龄的意见，但第三条是绝对不行的，像周恩来、何香凝等宋庆龄的知己朋友，肯定要到车站迎接，周恩来也很同意她的意见。

一切准备妥当后，宋庆龄终于在1949年8月下旬踏上了北上的旅程。动身前，细心的邓颖超委婉地问宋庆龄：“北上途经南京，要不要停留一下，去晋谒中山先生的陵墓？”

宋庆龄想了想说：“不必了，去了徒增伤感。中山先生在天之灵，知道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会欣慰的。”

8月26日，周恩来把宋庆龄即将到达北平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他还建议说：“孙夫人这次能来参加新政协，很不容易，主席应该亲自到车站迎接。”

毛泽东欣然同意：“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她能与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属不易。我去车站迎接，也是应该的。”

8月28日，宋庆龄的火车到达北平。下午4时15分，当她的火车进站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59位领导人早已站在月台上等候了。众多民主人士抵达北平时，只有宋庆龄和程潜两个人享受到了毛泽东亲赴车站迎接的殊荣。

列车刚刚停稳，毛泽东就走进车厢，紧紧地握住宋庆龄的手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面对如此高规格的欢迎阵容，宋庆龄十分激动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10天后，宋庆龄在北平出席9月6日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24年前，孙中山先生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要我们和中国唯一的友人苏联亲密合作。我们一定都记得，他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24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此以后，她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角色出现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开始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