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熊向晖想为国家省一笔钱，却被周总理批评：这是主权问题

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这些人亲切地问他：“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

此时在一旁的周恩来笑着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熊向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

此言一出，众人皆惊。刘斐不禁感叹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

其实当初周恩来派熊向晖到胡宗南那里，不过是把他当成一枚“闲棋冷子”。但熊向晖没想到，此后他会为挫败国民党反共阴谋、保卫党中央屡建奇功；他也没想到，此后他的人生将会和周恩来这位伟人产生巨大的关联。

1919年，熊向晖出生于山东莱州的一个官宦人家。1936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并在年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爱国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在长沙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熊向晖也随之前往长沙，并参加了进步青年组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此时国民党第1军军长胡宗南听说战地服务团青年才俊很多，便决定吸纳其中的优秀人才，到自己的部队里服务。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派人打入胡宗南的部队内部，立即要清华大学党的负责人蒋南翔推荐一名秘密党员去参加。

针对胡宗南的特点，周恩来提出了几条选人的标准：出身名门望族望族或官宦之家，年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貌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

最终蒋南翔经过考虑，决定推荐熊向晖到胡宗南的部队去，熊向晖欣然同意。

熊向晖去第1军前，首先根据党的指示，来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正好周恩来有事外出，董必武接见了他，并叮嘱他说：“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至于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倘若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倘若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此后胡宗南主动来到第1军自荐，他见到胡宗南以后，寥寥几句话就成功引起了对方的重视，胡宗南问他：“贵庚？”

熊向晖回答说：“再过三个月零四天就满十九岁。”

胡宗南又问：“熊先生为何到本军来？

熊向晖回答：“为了参加革命。”

胡：“你来本军是为参加革命？”

熊：“孙总理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胡：“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杀！”

谈话结束以后，胡宗南认为熊向晖确实是个人才，决定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好好培养。1939年，熊向晖开始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负责处理机密文电、起草讲话稿和日常事务等工作。

得到胡宗南的信任后，熊向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43年夏，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秘密布置胡宗南部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亲自审定了计划，决定7月9日进攻陕甘宁边区。

熊向晖作为机要秘书，当天就知道了这个情报，他马上派人把情报传了出去，7月3日，党中央就看到了这个情报。此后延安方面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计划，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只得停止这次进攻。

熊向晖传递的情报可谓是挽救了党中央，因此毛泽东盛赞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就在胡宗南部准备闪击延安时，周恩来刚好从重庆回延安路过西安。胡宗南主动提出宴请周恩来，私下里却对下属下令：多敬酒，最好把周恩来灌醉。

宴会前，胡宗南派熊向晖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接周恩来。熊向晖到七贤庄后，便用英语告诉周恩来：“请小心，提防被灌醉。”因周恩来早有准备，胡宗南的计谋未能得逞。

宴会结束后，胡宗南再次派熊向晖送周恩来回去。到七贤庄后，周恩来马上关上门，紧紧地握住熊向晖的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要忍住。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临别时，周恩来对熊向晖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决定保荐熊向晖去美国留学。熊向晖通过地下党组织请示周恩来同意后，于1946年6月初飞抵南京，办理留美相关手续。

6月10日，熊向晖正在南京的住处休息，突然有人求见，来人对他说：“胡公请你。”

“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熊向晖明白是自己人，便说：“那好，我们走吧！”

随后熊向晖被请到了梅园新村30号，并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拉着熊向晖的手，神情严肃地说：“我不小心，出了事故。”

原来在6月7日，周恩来乘坐美国驻华军调特使马歇尔将军的专机从延安飞往南京。由于连日劳累，周恩来上飞机后就睡着了。周恩来下了飞机后，发现装在衬衣口袋里的一个小本子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他心想一定是在自己熟睡的时候，由于飞机的颠簸，小本子掉在机舱里了。

这个小杯子十分重要，上面记录着我党几个高级情报人员的名字代号和地址，其中第一个就是熊向晖！

就在周恩来忐忑不安时，6月9日下午，马歇尔的秘书沃伦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他对周恩来说：“我奉马歇尔将军的指示，交给您一份机密材料。“随后他递给周恩来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好的袋子。

沃伦走了以后，周恩来打开袋子，里面装的正是自己丢失的小本子，他悬空的心才稍稍放下。但周恩来转念一想，马歇尔可能已经看过本子里的内容，甚至叫人拍了照，这样熊向晖仍然有暴露的危险。

周恩来向熊向晖讲述完事情的经过后，诚恳地说：“这件事是我的失误，我已向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熊向晖深深地被周恩来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感动了，他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点小事我能应付。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也不怕，为了党的事业，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周恩来紧紧握住熊向晖的手说：“党不应该让它的党员平白无故地牺牲，我们要想办法挽回这个错误。你暴露了，照例你是应该撤出来的，可你被毛主席称为抵得上几个师的兵力，我下不了决心，一下从敌人那里撤走几个师。”

熊向晖说：“我看马歇尔是不会送给蒋介石的，他得替自己考虑。”

“嗯，但愿如此。”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得先避避风头，先去上海躲避一段时间，找个可靠的熟人注意你家中动静，如发现异常情况，即用暗语快信通知你，你即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他会把你安全送到苏北解放区。如果半个月后，一切正常，就说明马歇尔没有把照片送给蒋介石，你便迅速回南京办理留美手续。”

熊向晖于是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去了上海，并让自己的未婚妻谌筱华留在南京，负责秘密联络。

周恩来估计得一点没错，马歇尔无意中获得这个小本子后，立刻叫人用相机拍了照。他考虑再三，决定把这个情报送给蒋介石。

马歇尔见到蒋介石后，对他说：“蒋先生，我作为一个美国军人，想向阁下提供一份或许对你有用的情报。”

没想到蒋介石根本不在意马歇尔的话，他说国民党非常需要美国方面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基本不需要情报方面的帮助，因为国民党有世界一流的情报系统。为了显示自己的情报力量，他对马歇尔说：“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情报系统还蒙在鼓里时，戴笠就侦悉了这个绝密情报，如果当年美国能重视戴笠提供的情报，日军偷袭珍珠港也不至于得逞。”

马歇尔听完这番话后，觉得就算自己把情报给蒋介石，他也是不会相信的，便直接起身告辞了。

马歇尔拜会蒋介石的消息通过内线传入周公馆后，周恩来根据国民党方面的动态，估计马歇尔还没有向蒋介石出卖熊向晖。

周恩来又想了一条妙计，他派人约好友傅泾波喝咖啡，并“顺便”送给傅泾波几张戏票。傅泾波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他又把票送给了司徒雷登。几天以后，司徒雷登借花献佛，拿着戏票请马歇尔看戏。

戏院里演的是京剧《群英会》，当马歇尔看到“蒋干盗书”这一情节时，不禁大惊，他心想自己不就是蒋干吗？周恩来平时行事何等谨慎，怎么可能把记机密的本子遗失在飞机上？这肯定是个陷阱！

马歇尔十分庆幸自己没有把照片交给蒋介石，不然自己真就成了“蒋干”了，回去以后，他马上叫人把照片销毁了。

而熊向晖在上海躲避了半个月后，接到谌筱华的来信，上面写着“王兄康泰，阖府安详”，他知道危险已经解除了，这才回到了南京。

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部署进攻延安。熊向晖被紧急召回，为胡宗南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他再次把胡宗南的作战计划送到了延安。中央收到情报后，马上主动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熊向晖再次为党立下大功。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从事外交工作，他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中国驻英国代办、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等职。在熊向晖的外交生涯中，周恩来曾批评过他3次，每一次都令他终身难忘。

第一次批评是在1954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熊向晖以新闻联络官的名义，负责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为了让外国记者更好地了解新中国，周恩来让代表团在会议期间举行电影招待会。代表团经过考虑，决定放映《梁祝哀史》，这是一部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的彩色戏曲片。

代表团首先在下榻的旅馆进行试映，但旅馆的一些职工观看不久，就一个个地走掉了，他们显然是看不懂。于是熊向晖请懂越剧的同志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写成一本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外文，发给外国记者。

但周恩来知道此事后，批评熊向晖是在搞“党八股”，他说：“你这是不看对象，

对牛弹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

我就不看。”

熊向晖忍不住为自己辩解：“我认为给洋人看这部电影才是‘对牛弹琴’呢！”

周恩来笑着说：“那得看你怎么弹，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换个‘弹’法，只要你在请柬上写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3分钟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中去，不再作其它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你不会失败，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

熊向晖于是按周恩来说的办了，果然影片放映效果出奇地好。放映过程中，全场肃静。放映结束后，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大约一分钟，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久久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后感。

第二次批评是在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周恩来特意让熊向晖参加接待小组，陪蒙哥马利去外地访问。

蒙哥马利在洛阳访问时，有一次经过一个小剧场，便直接走了进去，舞台上正演出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蒙哥马利介绍了剧情，但蒙哥马利看了一会就退场了，他对熊向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能让女人当元帅呢？”

熊向晖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喜欢看。”蒙哥马利认真地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

熊向晖较真地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里还有位女少将。”

蒙哥马利却说：“我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尊敬、钦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

熊向晖急了，他生气地说：“英国的女王不也是女的吗？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总司令！”

蒙哥马利不说话了。

熊向晖回到北京后，向周恩来报告了此事，他还暗自有些得意。没想到周恩来却严厉地批评了他：“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周恩来的批评虽然尖锐，但熊向晖却心悦诚服。过了一会儿，周恩来问熊向晖：“蒙哥马利最喜欢看什么文艺节目？”

熊向晖回答：“杂技，特别是口技。”

“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

“没有。”

此时周恩来拿出晚上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节目单，发现里面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周恩来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讽刺他。”

随后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要求撤掉《木兰从军》，并在节目中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重新指定了演员。

这天晚上，蒙哥马利对表演十分满意，他还特意夸奖了口技和《抢椅子》：“他们表演得很妙，非常有趣。”

第三次批评是在1972年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领一个18个人的先遣小组来到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前站。先遣小组负责新闻报道的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向我国政府提出：“尼克松总统访问期间，有大批记者随行。这些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像、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

齐格勒还说：“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很多人想看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实况直播。尼克松总统本人对这个也很重视。”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专门指示熊向晖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进行落实。

但在进行讨论研究时，国务院文化组的负责人却说：“我们绝对不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

熊向晖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不禁大怒：“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作宣传，还是为新中国作宣传？”

最后周恩来指示熊向晖说：“你告诉齐格勒，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代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讯卫星，请他帮助我们租用。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

当熊向晖告知齐格勒时，齐格勒说：“我没有租用过通讯卫星，但我想租金肯定很贵。尼克松总统访问8天，8天的租金可能要100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我们已经准备了卫星终端站，只要求中国方面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工程，费用由美国承担。”

当时100万美元对中国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熊向晖觉得齐格勒的意见可行，于是说：“在中国修建地面工程的费用由中国负担，美国方面只要在技术上提供协助就可以了。”

但周恩来听说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了熊向晖，他说：“这哪能行呢？让你商谈租用，你一听100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

最后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你去告诉齐格勒，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卫星终端站，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他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熊向晖把周恩来的意见转达给齐格勒后，齐格勒感慨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意见。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合理。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并告诉我的同事和亲友。”

熊向晖晚年时，女儿曾问他一个有趣的问题：“周恩来对你有知遇之恩，而胡宗南也对你不薄，你为什么对共产党始终忠诚不二，难道就没有想到一直追随胡宗南，平步青云吗？”

熊向晖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动摇过，一是因为共产主义的信仰很早就深植在心中，二是胡宗南的人格魅力和周恩来相比，还是有太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