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 . 泾师之变（三）

通俗西藏史（一百九十七）——泾师之变（三）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前两集咱们讲到建中二年（781年）五月到建中三年二月是建中之乱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唐军高歌猛进，相继干掉了粱崇义和李惟岳，田悦和李纳虽然没死，但也没好哪儿去，被堵着大门揍。

当时整个朝廷都弥漫着快活的空气，仿佛割据二十余年的河北藩镇指日可平。

但就当年五月，平叛的和叛乱的走到了一起。

《新唐书·李希烈传》记载：“希烈遣使者约河北朱滔、田悦等连和，凶焰炽然。俄而滔等自相王，遣使者来奉笺，希烈亦自号建兴王、天下都元帅，五贼株连半天下。”

至此，建中之乱走到了第二阶段，河南、河北、山东都被卷了进来，叛军地盘相连，形成了北有朱滔、南有李希烈，两个强力军阀并举的态势。

之后朱滔和李希烈都曾击败唐军征讨，李适也只能不断从关中调兵平叛。

建中四年（783年）正月，李希烈攻陷汝州（汝州）。

唐德宗命哥舒翰的儿子哥舒曜带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兵万人讨伐。对于这个名将之后，李适寄予厚望，临行前拍着他的后背说：“尔父在开元时，朝廷无西忧；今朕得卿，亦不东虑。”

但此时的德宗跟安史之乱期间的玄宗、代宗一样，都恨不得一锤子弄死叛军。

哥舒曜出兵后，迅速收复汝州，斩其将二人，李希烈退保许州（河南许昌）。

初战得胜后，李适下诏催促进军，并派宦官督战。

哥舒曜请求缓兵，德宗不许。结果进军途中遭遇雷暴，七匹马被雷击而死。哥舒曜心中害怕，撤到了襄城（河南襄城县）。李希烈亲率三万大军围襄城，筑甬道攻城，箭矢如雨。《新唐书·德宗本纪》

783年6月 全国战区分布及割据形势

李勉上奏认为：“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许州空虚，若袭许州，则襄城围自解。”

随后他派兵杀奔许州，结果才走了数十里，李适遣宦官责其违诏，唐军狼狈而返，遭到叛军伏击，于沪涧（河南郏县西）惨败。叛军游骑到达了伊阙（龙门石窟所在地）。

为解襄城之围，德宗发泾原各道兵马援助，十月初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领五千兵来到京城。

三年前，泾原士卒曾因城原州之议爆发过兵变，虽然最后哗变平息，但泾原士卒心中的怨气却并未消弭。

这次离开泾州东去平叛，多数将士都带着家眷。因为按照当时的惯例，皇帝调各镇士兵平叛，朝廷供给酒肉，粮饷按三倍拨付。泾原镇的士兵都挺有动力，冒雨行军。他们希望得到朝廷赏赐后，能离开边境，在中原安家。

结果到了长安，朝廷一点反应都没有，怨愤之气再度弥漫。

十月初三，泾原军出发来到灞水，京兆尹王翊奉命犒赏军队，只准备了粗茶淡饭，泾原军士大怒，踢翻了犒劳品，扬言说：“我等即将上阵厮杀，连口饱饭都吃不上，让我们怎么白刃赴死？皇上不舍得给钱是吧，没关系，我们听说皇上在琼林、大盈两个内库里装满了金银财宝，我们自己去取。”

当时姚令言在宫中跟皇帝辞行，听说泾原士兵哗变，骑着马急急忙忙赶回。泾原士兵也是真给面子，用箭雨迎接他。

姚令言伏在马背上冲进哗乱士兵之中，高喊道：“诸位奉旨东征，前去立功，还愁不能富贵吗，怎能作这种满族抄斩的行动呢！”

士卒听完更火了，用长矛架着他向长安开进。

德宗听说泾原军再次哗变，急忙允诺每人赏赐两匹帛，士卒闻之益怒。

朝廷明明有财物，不闹就不给是吧？！

他们杀了传旨的宦官，鼓噪着冲进通化门。

德宗又拿出二十车金银锦帛赐给乱兵，但乱兵已经进入城内，再也无法遏制。

此时长安城内出现了一个奇景，乱军在前鼓噪而行，数万长安百民夹道而观。

这哪是兵乱啊，简直就是一场市民狂欢的花车游行！

长安百姓会有如此举动，仅仅因为泾原士兵喊出一句口号，“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

764年3月 唐王朝漕运

从755年的安史之乱算起，到907年唐朝灭亡，被大家认为风雨飘摇的中晚唐足足撑了152年。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金朝和元朝都没有中晚唐时间长。两晋加起来，也就比中晚唐长一点点，就多了3年。

在大家的印象里从安史之乱开始，唐朝的藩镇格局、宦官掌权、朋党之争都凑齐了，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战火频仍，那为什么唐朝能支撑这么久？

相比之下，南明才十八年就垮了，中晚唐发生了什么呢？

这个问题应该会有很多的答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唐朝的经济稳住了，没崩盘。

也是唐朝运气好，在最艰难的时候连续出了几个财政高手。

他复姓第五，单字名琦。

这个姓氏现在已经很少了，但在古代还比较多，《百家姓》中的最后8个字就是“第五言福、百家姓终”。

据说这个奇怪姓氏的来源是汉朝建立后，刘邦为削弱东方的门阀势力，将十多万豪门大姓迁到关中房陵（今陕西咸阳一带）。

其中山东的田姓人口众多，只能分批迁移，于是便以迁移的次序为姓，从第一排到了第八。

安史之乱爆发后，第五琦向唐肃宗建议，打仗其实就是在打钱，现在国家赋税多出于江淮一带，我愿去江南，将财税转化为军饷，支援函谷关、洛阳前线。”

李亨大喜命第五琦担任江淮租庸使，负责整个长江流域的赋税征收和运输。

第五琦调整了江淮漕运的路线，不走隋唐大运河，改由长江，经汉水、北上凤翔的运输路线，避开了安史叛军的控制区。

此外，他还在乾元三年(758年)推行了“榷盐法”，也就是食盐专卖制度，增加财政收入，算是勉强拉住了即将崩盘的国家财政。

第五琦的改革也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宰相房琯就对肃宗说：“以往杨国忠敛财，天下怨恨。您即位不久，德政未及百姓，现在宠信第五琦，这是一个杨国忠死，另一个杨国生啊！”

李亨看了他一眼，反问道:“六军之命方急，无财则散，卿恶琦可也，何所取财？”

这话的意思就是现在打仗缺钱，你不喜欢第五琦，你行你上！

一句话把房琯崩得不吱声了。[1]

他的改革是第五琦改革的继续，当时第五琦规划漕运线路，只是权宜之计，就是为了避开战区。这条线路缺点是道路不畅，靡费甚多，以至长安缺粮，斗米千钱。

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刘晏重新调整了漕运线路，疏通了之前拥塞的通济渠。自此“江淮运米数十万石，以实关中。”

他还进一步改革“榷盐法”，第五琦的“榷盐法”属于统购统销的制度。

这种方式确实扩大了盐业税收，但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都由国家操作，也导致机构过于庞大，效率非常的低。官员为了省事儿，只在产盐区附近销售，偏远乡村和山区很难买到盐。

刘晏的办法是减少盐官数量，采取官商分利、抓大放小的措施，改“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由国家控制食盐的生产和批发环节，将运输和零售放开，由商人负责。

这种措施将商人的活力加入到食盐的运销流程，借助商人追求利润的冲动，利用其销售经验和商业网络使食盐在市场里快速流通。

为了能让盐商畅行无阻，刘晏还撤销了交通线上的盐业检查站。至于买盐困难的穷乡僻壤，则官运食盐平价出售。

这相当于用中国邮政保证偏远地区的邮政业务，用商业快递覆盖其他地区的邮政业务。

加入了私营经济后，市场上食盐匮乏的情况迅速改观。

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市场并不缺乏商品供应，大多数时候的商品匮乏都是流通环节不匹配造成的。

780年10月 刘晏主持全国食盐规划

刘晏改进的榷盐法，收效巨大。

在保持盐价稳定的前提下，盐税由永泰年间(765-766年)的每年不过40万贯，到大历(767—779年)末年，暴增至600余万贯，全国财政收入中“盐利过半”，真正做到了“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2]

除此之外，刘晏还在各个城市设立了巡院，每月每旬都要把各地的气象、水旱、物价波动等情况汇报朝廷。凭借这个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刘晏便能快速掌握各地的经济和市场动态。史料记载各地的情况不到五天就能汇总到长安，让朝廷可以有效调动丰产地区的物资，赈济受灾地区，避免了商人哄抬物价，这就是所谓的“常平法”。[3]

在刘晏的梳理下，代宗大历年间的税收，从之前每年300余万贯，增至600余万贯，再加上大概600余万贯盐税，全年财政收入达1200余万贯。

综合刘晏的各种财税策略，你会发现他能兼顾国利与民利，充分利用官与商的互补关系，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他是中国历史上很少见的，用“用放水养鱼”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用加税来财政收入的案例。

《资治通鉴》对他的评价为：“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刘晏精力充沛，机智过人，做事懂得变通，能灵活处理复杂的事务”，同时他还“是个勤勉力行的人，无论事务清闲抑或繁剧，都一定要在当天决断完毕，不让事情过夜，后来讲论财利的官员没有能够赶得上他的。”

杨炎此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刘晏被他诬陷致死，天下皆为之喊冤。但说到搞经济，不得不说他是唐朝少见的高手之一。

他的第一个切入点就是，“国家财政和宫廷财政不分。”

古代中国的皇室和国家财政是独立运营的，皇宫内苑的收入以商税、矿税为主，国家财政以农牧税为主，两个体系闭路循环互补牵扯。

唐朝初年也按此规则运行，但到了肃宗时期，国家都乱套了，长安城中的豪门动辄上奏索取赏赐，李亨这人呢，被他老爸捏得太狠了，性格不够强势，有点按不住盘子。

第五琦眼瞅着国家财税，就这么流失了，很心疼，给肃宗出了个馊主意，请求将内外库合一，都放在皇室的内库。

他的想法估计是政府既然管不住钱，不如都揣皇帝私人兜里，您直接从皇帝兜里掏钱，总得顾及点不是？！

结果两库合并后，宦官们高兴了，这下花起钱来好痛快，还没人哔哔。宫里一下冒出三百多个司库，卯着劲儿的花！

杨炎做了宰相以后，觉得公私不分不行，就惦记把皇上兜里的钱掏出来。他对德宗说：“财税是国家大事，就像人的咽喉，现在宦官掌管大库，收支如何大臣们都不知道，如何根据财政状况谋划政策？”

李适接受了建议，重新把内外库分开。

杨炎又在中国财税史上，首次提出了“财政预算”的概念。

古代的财政制度长期奉行“量入为出”的原则，即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儿。

但杨炎提出了“量出为入”的思想，即国家按照财政支出的需要，来确定财政收入的规模，事先计算好各种支出的数量，再据此安排财政收的征收额度，将支出限制在事先规定的范围内。

然后他还提出了“两税法”改革。

初唐时期的国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既“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这种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到玄宗末年的时候，因户籍废弛、土地兼并已经难以实施了。但官吏征税时，依旧按以前的户籍收税，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多逃亡为浮户，户籍所在十不存一”。

杨炎推行的“两税法”是针对资产征税，纳税指向不针对人丁，而是指向资产的多少，有钱人多纳税，没钱人少纳税，说白了就是财产税。[4]

按《册府元龟·邦计部·赋税一》的记载，大历四年(769年)正月规定：“自王公(含一品官)以下至百姓，按官品及资产分为九等户，征收不等的“户税”:

每年税钱从上上户的4000钱，到下下户的500钱不等，按梯级纳税。

大历五年(770年)三月，又规定了“地税”，每年夏、秋两季征收:

夏税上田每亩六升、下田每亩四升；秋税上田每亩五升、下田每亩税三升。”

因为每年征收两次田税，故称为“两税法”。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唐朝的征税方式从之前的人头税，向财产税转移了。

其实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都是在向财产税转移，现在我们讨论房产税也有几年了，这其实也是在向财产税转移。

原因其实都一样，之前的税收基础已经征无可征，需要扩大税基。

德宗在推行“两税法”的同时，还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分税比例：“天下之财限为三品：一曰上供（给中央），二曰留使（给节度使），三曰留州（地方自留）。皆量出以为入，定额以给资。”

这一整套税收改革后，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旧唐书》的评价是，“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两税法”实行后，编入户籍的土户180余万、客户130余万，共310余万。财政收入从大历末年的一千二百万贯，再次飙升至“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5]增加了一倍还多。

之后在唐宪宗、唐穆宗时期又针对一些弊端进行了调整，到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时，这场经历了六、七十年的税改才算告一段落。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时，全国税户升到三百零八万五千零七十六户，到了唐文宗的开成四年（839年），户籍已达四百九九万六千户，虽然跟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八百九十一万户比还有差距，但跟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年）一百九十三万户比，已经是飙升了。

我们今天讲得这个内容是在告诉大家，为什么中晚唐在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狂攻的状态下能撑住，始终没垮的原因。

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初期，唐朝是被一棍子打懵了，政治、军事、经济都出现了混乱。

这种混乱既表现在平叛期间的种种昏招，也表现在仆固怀恩之乱和吐蕃多次打进关中，还表现在税收基础的崩盘和江淮漕运的困顿。

幸运的是唐朝在最困难的时候，出了一票能人，在各个方面稳住了局势。因为有这些人出现，唐朝才能渡过这段混乱期，才有后面那段内忧外患，但始终不倒的日子。

不过我们刚才说的都是财政改革的益处，但任何事情不可能只有益处，没有害处，为啥泾师之变的时候，长安百姓会跟着乱军起哄呢？

咱们下期接着讲！

参考书目：

[1]、《论唐中叶第五琦的经济措施及影响》_俞钢；

[2]、《唐代税制和财政体制的改革》_翁俊雄；

[3]、《唐朝刘晏的经济思想与财政改革措施》_李未、殷婷；

[4]、《中国经济史辞典》_赵德馨(主编)；

[5]、《通典·卷六·食货赋税下》_杜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