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6年至1976年的那10年里，最苦最累的当属周恩来总理，面对江青对他的多次刁难和攻击，一方面，他坚持原则，坚决抗争，另一方面，他委曲求全，相忍为党。今天帝哥就来说说那10年里周恩来和江青的一些事情。
周恩来质问江青：生产搞乱了，那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1966年“运动”爆发后，随着老干部逐渐被“打倒”，国务院副总理陶铸成为了协助周恩来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重要帮手。这年9月，周恩来与陶铸商量后，决定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运动”的有关规定，重申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开展“运动”，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周恩来还要求陶铸组织起草一篇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
周恩来和陶铸的行动却引起了江青的不满，在一次中央的碰头会上，她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严肃地说：“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竟然跳了起来，对着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道：“生产搞乱了，那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更加生气了：“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正色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哑口无言，气得撒泼而去。
江青无理取闹，把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挤走了
1968年3月18日，周恩来召集江青、汪东兴、宋任穷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见厅开会，研究解决东北问题。周恩来的卫士长兼中办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成元功负责此次会议的警卫工作，大约下午3点半左右，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成元功打来电话，说江青刚起床，要他在大会堂准备点吃的，等江青先吃完再开会。
下午4点15分，江青缓缓来到了会场，此时成元功早已在厅外等候多时，他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会议在这个厅举行，你的饭准备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江青却不理睬成元功，她直接走进会议厅，然后以质问的口气对周恩来说：“总理，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在门口挡着，不让我进来？”
周恩来马上进行了解释，但江青不听，非说是周恩来安排成元功在门口挡着不让她参加会议，是背着她在搞什么活动。一向善于克制的周恩来也忍受不了了，他对汪东兴说：“东兴同志，你去把成元功找来，当面说个清楚。”
成元功进来以后，向江青解释说：“孙占龙来电话说江青同志来大会堂开会前先吃饭，在南门找一个地方，吃完饭再参加会，所以就安排在这个小山东厅，这里离会场近。”
随后汪东兴又把孙占元叫了进来，孙占龙说：“是我打电话叫成元功准备饭的。”
江青听后大怒，再次开始撒泼：“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
周恩来冷冷地说：“今天的会不开了，我还有别的安排。”说完便走了，江青也只好没趣地离开了。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江青又把周恩来请到自己的住处，向他告状说：“很对不起总理，那天我不该发火，但我还是要说，成元功在历史上就是个坏人。”
周恩来说：“不会的，成元功14岁就参加革命，从小在我们身边长大的。”
江青却武断地说：“那至少也是变了质的坏分子。”
面对江青的无理取闹，周恩来只好把成元功送到江西省进贤县的五七学校接受“劳动改造”，将他保护了起来。
1971年，江青称自己“中毒”了
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曾长期负责周恩来的保健工作，但在1967年11月的一天，周恩来突然派车将吴阶平接到了中南海，然后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从现在起，由你负责江青同志的保健工作。”
这完全出乎吴阶平的意料，他连忙说：“我是泌尿外科医生，负责保健工作不合适，日常保健最好请内科医生来做。”
周恩来说：“可以请内科医生来协助嘛，你需要谁可以点名。”
吴阶平不好再推辞，只好说：“那我就试试看吧！”
周恩来说：“不是试试看，是一定要认真努力干好，这是政治任务。”
对于江青的脾气，吴阶平是清楚的，他回到家后，对妻子赵君恺说：“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等我回来，千万千万不要去找谁闹，闹于事无补，只有坏事。”
吴阶平为江青服务了一段时间后，果然觉得她很难“伺候”。比如江青房间里的温度必须定在21.5度，多了或少了都不行。江青容易出汗，稍微有点风就有感觉，她常常会说“有贼风”，然后便让护士去看温度计，如果有几分偏差，就要大骂护士，如果温度计上就是21.5度，她便说：“这温度计坏了。”在吴阶平看来，江青完全是无理取闹，但他也只能一言不发。
1971年的一天，周恩来突然把吴阶平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很生气地问他：“吴阶平同志，你们是怎么搞的？”
吴阶平心中一愣：周总理平时都是很客气地称自己为“吴大夫”，今天怎么直呼名字？
周恩来又对吴阶平说：“江青刚才给我打来电话，说你给她写的体检报告不负责任。”
吴阶平这才明白，原来是江青每次要到外地去，都是以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的名义向毛泽东请示，同时还要吴阶平给她写一份体检报告。前天吴阶平在给江青写体检报告时，因为描写她积劳成疾的语气不够，所以江青才会找周恩来无理取闹。
吴阶平向周恩来解释完以后，周恩来这才明白自己冤枉了他，周恩来对吴阶平说：“吴大夫，我是拿你们出气，我心里别扭。”
1971年9月的一天，江青又突然声称自己“中毒”了。原来此前江青在青岛疗养时，因为晚上吃了安眠药，不是很清醒，跌倒造成前臂骨折。江青回到北京后，又听说了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此事让她大受刺激，变得异常乖戾。江青称自己“中毒”后，要求把中南海门诊部所有的药都封存起来，立刻拿去化验，吴阶平等医护人员也被关了起来。
当天晚上9点，吴阶平被带到了江青所在的17号楼，当他到了以后，发现除了江青以外，周恩来也在，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
周恩来问吴阶平：“怎么回事啊？”
吴阶平回答说：“我作为医生，现在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平时（江青）的安眠药是吃得多了一些。”
吴阶平说的是事实，江青吃安眠药几乎成瘾，而且剂量很大。吴阶平见江青没有说话，他又接着说：“我们也说了，要逐步减少一点。”
江青马上反驳说：“你没说！”
吴阶平又平静地回答：“说过了。”
“你没说！”
周恩来已经知道，江青根本没有什么“中毒”的问题，他于是转移话题，和江青聊起了“九大”以前在人事安排的一些情况，有些事情江青也不知道，她一下就被吸引，听得津津有味。到晚上11点时，周恩来随口地说了一句：“吴大夫，你休息去吧！”吴阶平就这样退了出去，躲过了一劫。
第二天早上，周恩来的一个警卫员对吴阶平说：“你走后，总理陪她谈话，一直到今天早上7点。”吴阶平听后非常感动，他太知道一个晚上的时间对周恩来是多么宝贵，就这样浪费了。
为了请江青看一场乒乓球赛，周恩来竟亲自为她打前站
1972年，日本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有一天，周恩来给江青的秘书杨银禄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日本乒乓球队在首都体育馆与我国乒乓球队进行一场友谊比赛，为了表示重视，请江青同志参加观看。”
杨银禄心想，江青很喜欢打乒乓球，又是总理亲自通知，她肯定会去看的。但当杨银禄把此事报告给江青后，她竟然说：“我不想去看，首都体育馆那么大，那么空旷，到处是风口，我怕风不去，你报告总理吧。”
杨银禄把这番话转告给周恩来后，周恩来耐心地说：“我知道江青同志怕风，我提前到体育馆给江青同志打打前站，等我把进风的地方堵好了，温度调好了，打电话给江青同志再出发。”
江青听到周恩来的这番话后，并没有表现出不好意思，而是用威胁性的口气说：“那我就去吧，如果把我搞病了，总理负责就是了。”
这天周恩来提前40分钟来到了首都体育馆，不仅让工作人员采取了很多阻挡风的办法，还亲自到温度控制室，叮嘱工作人员室内温度要保持在多少度合适。江青到体育馆时，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
后来杨银禄回忆此事时，感慨不已：
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心甘情愿地为一位政治局委员打前站、搞服务，周总理太顾全大局了！
水语山音
为什么不 堵死江青？
笑口常开______
这个女人啊……
壹苟苟
江青真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