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丨02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好”？

你好，我是解扬，今天我们来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第二讲，题目是“中国历史上到底哪个朝代是最好的？”钱穆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的说法有没有道理，以及用我们今天的视角该怎么判断。

首先，判断一个时代的好坏，有不同的角度，有的是从国力的角度，有的是从整体社会秩序的稳定的角度，有的朋友还会从经济发展状态、老百姓生活的舒适度，或者对社会的满意程度等不同的标准去判断。那么钱穆先生是从中国历史上时代发展在不同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重要的节点，也就是汉、唐、宋、明、清这样几个大的朝代中，作出了他的判断。

我们先不说他的判断是什么，先来看看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眼光，来看中国历代的政治走向，或者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得失的。他的基本眼光，我觉得首先就是“变”，或者说是“变迁”。对于人来讲就是“变”，对于一个社会，对于一个有着 2000 年历史发展的文明来讲，就是“变迁”。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序言中就提到了，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所以他是把政治跟文化放在一起的，也正因为如此，他能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角度，来判断文化发展的一种走向以及优劣。

同时，他对政治的把握也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着人事作为基础的。他在这部书中虽然没有过多地谈人和事的问题，但是他时时刻刻不忘在众多的文献、文字、文物之外，中国历史上无声无息的普通人。所以，他虽然没有在这部书中谈普通的人，以及具体的人和事，但是他有着传统史学那种心忧天下、以民为本的关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不同时代的把握，包括对政治制度、军事架构、经济运行等不同角度的判断中看出来，钱穆先生实际上心中是有一个大大的“人”的。

那么，怎么来理解钱穆先生提出的时代变迁呢？变是以不变为基础的，如果没有不变，也就不存在变。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的王朝延续是不变的，我们可以背诵世系年表，一直能背到唐宋元明清；但是另一方面，一朝一姓的统治的皇帝又是变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变量，我们很容易理解。在此基础上，一个王朝国家的内部设计也是有个性的，跟前、后的朝代都是有不同的，这就是每个时代的变。比如说汉代治国，东汉、西汉有不同，跟秦不同，跟魏晋也有不同。宋元治国，跟它之前的唐，跟后面的明、清，又有不同，这个不同就是变。另外，不同的王朝，不同的时代，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有官阶的、有社会地位的人，在解决自己面对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又能够从他们的方法中间捕捉到一些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我们来讨论时代变的一个基础。所以我刚才说，变是以不变为基础的，不变又是以变为前提的。

钱穆先生的研究，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变中的不变”和“不变中的变”，时刻体现在他对这本书的撰写之中。回到这一讲的核心问题：中国历史上哪个时代是最好的？钱穆先生做这个判断，是有一个基本考量的，就是中国历史变迁大势中的变和不变。正因为他在不变中摸索到了变的点，所以他才能够做出好坏的对比。他得出的结论是：“从中国传统历史意见论，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汉代。”

刚才我提到了，虽然从这部书整体的面貌上来说，钱穆先生是以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中国历朝的，也就是汉、唐、宋、明、清这五朝的政府的架构、制度的运行，钱穆先生很少提及制度的反应。因为他在写的时候并不涉及当时具体的人事，这是他写作的一个角度，无可厚非，当然也与这部书是以讲稿为基础而形成的有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钱穆先生在做判断、做分析的时候，心中是有“人”的。他是以地方上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洒扫进退、日常生活为基础来判断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得出了“汉代的地方政府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结论。

当然，钱穆先生得出这个结论有一个基本的考量，或者说他心中是把汉跟元、明、清做对比的。我觉得，他是从两个角度考虑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是汉代地方政府的有效性，这是从政治架构的角度判断，另一个角度就是地方政府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人，到底人在地方政府中是否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一个钱穆先生形成结论的角度。我还是以明代为基础，往前看一点，往后看一点，从元和清的架构上，来分析钱穆先生之所以判断汉代是地方政府最好的时代是否成立，或者说我们该怎么看他的这种判断。

元、明、清地方政府的架构，尤其是省级制度的管理，非常有相似性，也有延续性。元代是建立的省，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这个省的概念仍然在沿用，只不过古今略有不同。元代管理地方的是行省，钱穆先生的解释非常好懂、直观，就是“行动的中书省”。那么中书省是什么？就是元代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所以按照钱穆先生的分析就是，元代管理地方的是流动的中央政府，也就是中央政府流动到地方了，管理地方的事。

当然，中书省是中央政府最高的机关，那么行中书省就是管理地方的最高行政机关。金元时期大概都是这样，都是因为行中书省的存在，所以是中央政府亲自管理地方事务的。这样一来，钱穆先生有一个判断，就是金元时期的权是在中央的，地方无权。这个很简单，地方的权是中央下来的，那么地方的身份、角色、基本的立场、代表的利益，也都是中央层面的。从这个结构上来看，很难想象当时的行中书省的官员，会代表地方老百姓的利益去说话，去为老百姓做事。这是钱穆先生对元代行省制度，尤其是流动的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这么一种方式和模式的分析。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行中书省管理地方的架构出现呢？钱穆先生认为，这个是出于军事控制的需要，而不是行政区划或者是自然地理而形成的。他在书中举了徐州、南京这样的军事重镇为例，说明了当时的确是出于军事的考虑。当然，军队是国家控制地方、维护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武装机器，是国家机器。这样一来，行中书省的立场也好，利益也好，角度也好，无疑是朝上的，也就是服务于中书省或者服务于皇帝的。因此，很难在这个架构中间看到老百姓的利益的诉求，听到老百姓的呼声。所以说，是基于军事的考虑，元代形成了这种省的划分。

明承元制，虽然废除了中书省，但是改名而不改实，元代对明代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明代虽然没有了行中书省，但是有了一个承宣布政使司，全国共有13 个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就是地方的最高首长。后来，清又承了元制，把政治地理、自然地理混淆起来，并没有在两者中截然地做出政治功能、军事目的和自然山川地理的划分。

所以，我们可以从元、明、清三者的历史走向上，尤其是省制划分的脉络中看到元的奠基性的作用，以及出于军事目的，给明、清的省制划分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姑且不说这些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先来看看明代的情形。

按照钱先生在书中所说，明代地方政府的事情不好办，怎么不好办？按照他的理解就是三权分立，行政、司法和军事分开了。行政由承宣布政使来负责，司法由提刑案察使来负责，军事由都指挥使负责。这个架构也为清代所延续，到了清代，负责行政的承宣布政使司，又叫藩司、藩台，负责司法的叫镍台，我们可以从一些影视作品中看到这些词。明代的地方的基层制度中，最基层的一层组织是县，县以上有什么呢？有府、有州，还有省，在省之下还有一些分司，这个是非正规的，或者说不常设的，不是制度性的官员设置、人员安排，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守道和分巡道。

大概梳理了一下这些复杂的架构，我看到中间的这个脉络既有连续性，也有一些枝枝蔓蔓的、不清晰的点，总之，宋以后这种制度是非常复杂的。大体上说来，我们还是以明代为基础，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就是中央政府以下设了省，省又派出了分司、分守道、分巡道，那么在这个分司以下，才是府、州和县。

但是在明代，为了解决军事问题，解决一些临时发生的问题，又派出了一些带御史衔的总督和巡抚，总督是负责军事的，巡抚是以民事、纠察为主，同时还有一些监察系统的存在。总督和巡抚慢慢又演变为了定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由权宜之制到定制的转变。

为什么明代这么复杂的地方设置的结构会出现？钱穆先生提到，在宋代是帅、漕、宪、仓这个四个监司官在路以下进行管理。明代是越来越复杂了，正因为这种复杂，钱穆先生问：老百姓还能看到官吗？官还能为老百姓的生计着想，为他们的困难分忧吗？钱穆先生认为是不能的。所以，他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就是当管官的官多了以后，管民的官就少了。这样一来，处理民事问题、处理民间矛盾的能力和效度就降低了，就好像我们所说的鞭长莫及。

回过头来看，钱穆先生为什么认为汉代是好的？因为在汉以下，朝廷以下就是郡，郡以下就是县，也就是这两层行政机构。郡的长官叫太守，是两千石的官，他的位阶和俸禄跟九卿是相似的。那么，郡太守可以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上一级可以做三公，九卿出使到地方也可以为太守，两者之间的迁转非常地灵活。在全国有100 多个郡，郡下有若干个县，可能是几千个县。钱穆先生认为，当基层政府的架构清晰了以后，做官的人可以直接面对老百姓了，老百姓有困难、有问题，也就有诉说的对象、有求助的人了，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行政架构就清晰了，地方政府的效率也就高了。

对钱穆先生的这个判断，我们无可厚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钱穆先生有他自己服膺的学术榜样、学术潮流和认识判断，这方面我们要客观地去认识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如何来评价汉、明之间地方制度的对比？如何判断钱穆先生的观察呢？我有几个疑问请你来考虑。

第一个就是，是不是大官管小民，就一定管得好？位阶高了，能看到小民的身影吗？能在自己的官位的背影之下，看到小民的碌碌生计吗？思考这个问题有几个角度，第一个就是人口，如果大官管小民，小民不多，当然管得好。我们可以看到，西汉初的人口是大概是1500- 1800 万，西汉末锐减，到东汉明帝的时候大概是 3500 万，很快又恢复到了 5600 万的这么一个高度，这是汉代人口的规模。而明代的人口，据学者统计，峰值大概是 1. 2 亿左右。那么，如果管这么多的老百姓，管这么多的民，仅仅就靠那几个大官，够吗？能够仔细地去体察民情，了解他们的生计疾苦吗？这是第一个人口的因素。

第二，就是得看大官到底想不想管民，也就是为官者的勤政热情和处理政务的程序问题。第三，我们得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一下。从民的角度来想，是不是做一个顺民就一定是好的？是不是摒除了自己的私欲就一定是对的？或者说服从地方管理的所有的秩序，就一定是合适的吗？考虑问题都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思考，一个是官的角度，一个是民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官和民的关系。

另外，钱穆先生是从一个政治架构的角度来判断的，我们知道宋代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老百姓的自治。那么，到底民在自治上，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地方社会在自我运行中，是否有它自我存在的规律？这一点钱穆先生没有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判断？

还有，我们评价一个地方社会是否是好的，甚至一个国家是否是好的，跟经济就没关系吗？老百姓的生活是富足还是贫瘠都无所谓？难道我们只是看他能不能有官来管，或者是不是听政府的话？他到底是有多少粮食吃，有多少衣服穿，穿得好不好，吃的质量高不高，这些都是可以忽视的吗？接下来，我们会看看钱穆先生如何分析宋代，因为他对宋代的地方制度和地方社会治理两个方面的评价都非常低，所以，我们从钱穆先生对宋代的分析中，也许可以看出一些新的问题，得出一些新的答案。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讲中再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