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简介
或许，你们可能会问，我们请你来谈谈妇女与小说——然而，这和自己的房间有什么关系呢？我就和大家说一说这其中的原因吧。当我收到邀请，来谈谈妇女与小说这个主题时，我就坐在岸边，开始研究这几个字眼的确切含意。我也许可以简单评论一下范妮·伯尼[1]的小说，对简·奥斯汀[2]再多说上一些，然后再称赞一下勃朗特姐妹[3]，对冰雪覆盖的霍沃斯牧师寓所做一个大概的描述，若有可能，再拿米特福德小姐[4]打趣一番，然后恭恭敬敬地引用上几句乔治·艾略特[5]经典原文，再提一下盖斯凯尔夫人[6]，这样就可以大功告成。但转头一想，这几个字可不是那么简单。妇女与小说这个主题，可能是要谈谈妇女以及她们的形象——这或许才是你们的本意；要么，也可能是要说说妇女和她们写的小说；不然，就是聊聊妇女和那些描写她们的小说。抑或是，这三者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而你们想让我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一话题——这种方式倒是最为有趣，可我很快就发现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我永远也无法得出结论。我知道，我永远也不能履行一个演讲者所应尽的首要责任——让你们在一个小时的访谈之后，能在笔记中记下纯粹的真知灼见，可以永久地留存在壁炉台上。我所能做的，只是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向大家谈谈我的看法：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妇女的天性和小说的真谛这类重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不过，稍作补偿，我打算尽其所能，向大家解释我是怎样得出关于房间和钱这一观点的。我会把导致我产生这个想法的思路向诸位原原本本、毫不掩饰地讲明。也许，如果把我的观点背后的种种想法，或者说种种偏见，向大家原原本本地一一说明，你们就会发现，这和妇女与小说都有某些关系。不管怎么说，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牵扯到性别的任何问题都是如此——很难指望有谁能说出些真知灼见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自己如何得出某些观点——不管这观点是对是错——老老实实地把它讲出来。我也只能让听众觉察到演讲者的局限、偏见、癖好之后，从而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倒有可能比事实包含更多的真相。因此，我打算利用自己身为作家的自由和特权，把我来这儿的前两天里发生的事情跟大家谈谈，在知晓你们所给的这个话题之后，我是如何的不堪重负，如何的绞尽脑汁。我在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都在为此费尽心思。显而易见，我接下来所描述的一切纯属虚构：牛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合称）只是杜撰，汉姆学院也是一样，所谓的“我”也不过是为了方便起见所给的称谓，并非真实存在的某人。“我”也会信口开河，但有些真相会和谎言混淆在一起，这就需要你们自己来细心甄别、去伪存真，再由你们自己决定，哪些话值得牢记在心。倘若没有，你们当然可以把这些整个儿丢进废纸篓，将其统统抛在脑后。
话说一两周前，那是十月里的一个好天气，我（姑且叫我玛丽·贝顿，玛丽·塞顿，玛丽·卡米克尔，或是随便你们，想叫什么叫什么——这都无所谓）坐在河边，想事情想得出神。妇女与小说这个话题，那可是我肩上的重负，已经压得我抬不起头来，这个话题一提起就会激起各种偏见和冲动，我还不得不为之下一个结论。我的左右两边长着一丛丛灌木，有的金黄，有的绯红，斑驳闪亮，鲜艳夺目，看上去仿佛熊熊燃烧的火焰。河对岸，杨柳垂绦，随风拂动，似乎在无休无止地轻声啜泣。天空、桥梁，还有岸边那红彤彤的树丛在河水中的倒影清晰可见。一位大学生划船而过，倒影被冲碎了，再次合拢起来，一切如初，好像这个学生从未来过一样。在那里，一个人似乎可以一坐一整天，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思考——不妨给它一个更加高雅的称号吧——把它的钓线沉入这涓涓的河流之中。一分钟又一分钟，钓线在倒影和杂草间摆晃，上下沉浮，随波漂动，到最后——你们知道，就那么轻轻一拉——钓线猛地一沉，一团思想便凝聚起来，上了钩。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将它摆放在草地上。我的这个思考过程，看起来那么微不足道，那么无足轻重，就像一条小鱼，精明的渔夫会把它丢回河里，让它长得更肥大些，直到有朝一日，可以下锅上菜，让人大饱口福。现在，我不想拿着这个想法来让你们费神伤脑，然而，如果你们仔细留心的话，便可以从我下面的讲说中，感受到这一思考过程。
但不管我的想法有多渺小，都和同类一样，具有其独特的神秘性质：只要重新放回脑海里，它就立刻变得令人兴奋，并且意义非凡。它时而猛冲下沉，时而东游西窜，让人思想上感到汹涌澎湃，上下波动，静坐细思断无可能。我就是这样，快步跑起来，不知不觉中踏进一块草坪。刹那间，一个男人的身影便出现在我面前，拦住了我的路。一开始我也不明白，这个家伙看上去稀奇古怪，外面套着件白天穿的燕尾服，里面却搭了件晚上穿的白衬衫，原来是在对我做手势。他面露恐慌，表情愤怒。幸好是直觉而不是理性提醒了我，他是教区执事，我是女人。这里是草坪，那里是路。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才可以踏上草坪，而我只能走碎石小路。这些念头瞬间闪过我的脑海。等我回到那条小路，教区执事的胳膊就放了下来，脸上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碎石小路走起来是没有草地舒服，但也没什么大碍。不管什么大学的研究员或是学者，我所能提出的唯一控诉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这片被踏了三百年之久的草坪，却把我的小鱼吓得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让我如此大胆地擅闯草地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想法。安宁的心灵就像一片祥云从天而降，它会降落到什么地方呢？那准是在这个美好的十月清晨，降落到牛桥大学的庭院和四方形的广场上。漫步在大学里那一条条古老的走廊上，现实的不快似乎也烟消云散了。身体似乎被容纳在一个神奇的玻璃房子里，任何声音都不能穿透这个房间，而心灵也摆脱了世间的纷繁复杂（除非你又擅自闯入那片草地），可以自由自在地沉浸在与此时此刻正相宜的冥想里。好像某种机缘一般，不经意记起的某篇旧文中提到的假日重访牛桥大学的经历，又让我想起了查尔斯·兰姆[7]——萨克雷[8]把兰姆的一封信放在额头，尊称他为：圣查尔斯。的确如此，在所有去世的前辈中（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兰姆是最和蔼可亲的一位。人们不禁想问他：“那么请告诉我，你是怎么样写随笔的呢？”我觉得，他的随笔要比马克斯·比尔博姆[9]更胜一筹，尽管比尔博姆的散文造诣很高，尽善尽美，但他那狂野的想象力，行文中迸发出的天才式的闪电般的灵光，使他的散文出现了瑕疵或者说是缺陷，不过，倒是处处闪耀着诗意。大概一百年前，兰姆来到了牛桥大学。他确实写下了一篇随笔——名字我记不清了——内容讲的是，他在这里看到了弥尔顿[10]的一首诗的手稿。那首诗大概是《利西达斯》，而兰姆写道，当他想到《利西达斯》诗作中的字词可以更改时，感到大为震惊。弥尔顿对这首诗进行了改动，在兰姆看来，这种事情连想一想都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我也尽力在脑海里回忆这首诗中的字句，去揣测哪个字是弥尔顿更改过的，为什么要这样改，这对我来说却是乐趣。接着我便想到，兰姆所看过的那份手稿近在咫尺，倒可以追随兰姆的足迹，穿过四方院，到那家著名的图书馆，便可以一睹珍藏多年的那件宝贝。当我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件事，正是这家著名的图书馆，还保存着萨克雷的《埃斯蒙德》手稿。《埃斯蒙德》被评论家誉为是萨克雷最完美的小说。可是我记得，这本书矫揉造作的文风，以及它对18世纪写作风格的模仿，只会让人觉得束手束脚，除非对萨克雷来说，18世纪的风格的确算得上自然——看看手稿便可证实这一点，到底是萨克雷修饰了文风，还是丰满了文意。但是另一方面，要先分清什么是文风、什么是文意才行，这个问题——刚想到这儿，此时我已经站在那扇通往图书馆的大门前了。我一定是打开了那扇门，因为这时一位满头银发、看似和蔼的绅士走了出来，挡住我，他就像一位堵路的守卫天使，只是他张开的并非一双白翼，而是一袭黑袍。这位绅士一边不以为然地挥手，示意我回去，一边声音低沉、略带遗憾地告诉我，女士不得入内，除非有学院的研究员陪同或者带有介绍信。
来自一个女人的诅咒，对一所著名的图书馆来说，完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它庄严肃穆，把宝贝全都安全地锁在怀里，心满意足地酣睡着。不过对我而言，它将永远这样沉睡下去。我怒气冲冲地走下台阶，发誓永远不会惊扰它的好梦，永远不会再次要求它的款待。距离午餐还有一个小时，那我还能做些什么？在草坪上走一走？到河边坐一坐？当然，十月的上午秋高气爽，红叶飘落遍地，散步或闲坐，都不是什么苦差事。一阵音乐声又传到了我的耳边。应该是有人正在做礼拜或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当我经过教堂门前时，管风琴奏着如泣如诉的庄严乐曲。那基督门徒的哀悼，从安宁静谧的空气中传来，更像是对忧伤的回忆，而不是忧伤本身。甚至连那古老管风琴的哀鸣，也被这片安宁恬静所融化。即使我有这个权利，我也不想推门进去，教堂执事大概又会把我拒之门外，向我索要受洗礼的证明或者教区长开具的介绍信。不过这些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外观之美通常毫不逊色于其内部之美。除此之外，看教堂的集会也挺有趣的，会众从教堂的大门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就像一群蜜蜂拥在蜂巢的入口。大多数人身披长袍、头戴方顶帽；有些肩上披着毛皮制的穗带；另一些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还有一些，虽然未过中年，但脸上已起了褶子，似乎被劳累压得奇形怪状，让人不由得想起水族馆旁的沙滩上费尽力气、喘着粗气、爬来爬去的那一只只硕大的螃蟹和龙虾。我斜倚在墙上，眼前的大学顿时就像一个庇护所，保存着各类稀有物种，若是把他们全部丢在斯特兰德大街的人行道上，让他们为生存而战，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有关以前的系主任和学监的陈年旧事又在我脑海里浮现，在我鼓足勇气吹响口哨之前——据说，当时一听见口哨声响，那些老教授会立刻拔腿就跑——那些令人尊敬的会众早已进了教堂，只留下教堂的外墙供人观瞻。你们知道，那教堂的穹顶和尖塔夜晚点亮了灯，在几英里之外山的那头都看得见，就像远方一艘总是在航行却从不靠岸的帆船。不妨设想一下，曾几何时，这块方形广场，还有整齐的草坪，以及宏伟的建筑物和教堂，都是沼泽湿地，当时荒草连天，野猪拱土觅食。我想一定有一队队的牛马拉着四轮货车，把一车车的石头从遥远的乡村拉过来，然后一群群的工人费尽千辛万苦将大石头一块一块地砌好，我才得以在这灰色的长石旁纳荫乘凉。还有油漆工给窗户安装玻璃。几百年来经常有泥瓦匠带着铁铲泥刀，在穹顶上涂抹油灰水泥。每逢周六，一定有人从皮制的钱袋里把金币、银币倒进那些老工匠们手里，他们才能在晚上喝酒和玩撞九柱戏的游戏。我想，那金币银币一定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流进这座院子里来，只有这样，一车车的石头才能运进来，泥瓦匠才能不停地忙碌着：平地、开沟、挖掘、排水。不过那时还是信仰时代，金银财宝滚滚而来，这些石头就变得根深蒂固了。当房屋建好以后，更多的金银从国王、王后以及王公贵族的金库里流出来，以确保这里能颂歌长传、诲人不倦。有人赏赐土地，有人缴纳税费。而当信仰时代结束，理性时代来临，金币银币依然长流不息：既设置了研究员的奖学金，又增添了讲师的岗位。只是那些出钱的不再是国王，而是换成了商人和工厂主，那些靠工厂发财的人。他们在遗嘱中，把一部分财产慷慨地捐赠给他们学到本事的大学作为回报，因而大学添置了更多席位，请来了更多的讲师和研究员。因此，今天便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有了天文台，有了现在立在玻璃架上价格昂贵、做工精密的高级设备。而这里，几个世纪前，也曾荒草连天，野猪拱土觅食。我在这庭院里信步闲逛，的确如此，脚下金币与银币夯实的地基足够深厚，建在那荒草之上的人行道路也足够结实。头顶浅盘的男人们匆忙地从一个楼梯走向另一个楼梯。艳丽的花朵在窗口花坛里盛放。留声机响亮的旋律从屋内传来。不去细思是不可能的——但不管想到什么，也只能到此为止。钟敲响了，吃午饭的时间到了。
让人奇怪的是，小说家总有办法让我们相信，午餐聚会让人怀念，想必是有人在餐桌上说了什么妙趣横生的话、做了什么聪明睿智的事。但他们对于所吃的食物只字不提，对鲜汤、鲑鱼和乳鸭避而不谈，这已成了小说家的惯例之一，就好像鲜汤、鲑鱼和乳鸭根本不值一提，就好像未曾有人吸过一支雪茄喝过一杯红酒一样。然而，我要在这里冒昧地挑战一下这个惯例，告诉你们，这次午餐先上的是比目鱼，盛在一个深沿的盘子里，学院的厨师在上面浇上了一层雪白的奶油，只零星露出些褐色印记，像雌鹿肋腹上的斑点一般。接着上来的一道菜是鹧鸪，但是如果你们以为那是一两只棕色的、褪了毛的鸟，那你们可就大错特错了。这道鹧鸪肉做法众多，色泽各异，口感不同，一并端上的，还有调味汁和凉拌菜，不论是辛辣还是香甜，都井然有序。配菜里的土豆片薄如硬币，不过没硬币那么硬；而球芽甘蓝好像玫瑰花芽，但又更加鲜嫩多汁。烤鹧鸪及配菜刚刚用完，那位静候一旁的男仆——也许就是教区执事本人——表情较先前温和了许多，将餐后的甜点端了上来，餐巾环绕在四周，白糖宛若从水中翻涌而出的浪花。倘若把它叫作布丁，从而把它和大米、淀粉联系起来，就未免不够风雅了。与此同时，玻璃杯中的酒，饮空了又斟满，这酒的颜色，就在淡黄与烈红之间交错。小酌几杯之后，我们会感到灵魂之所在——脊柱中央，逐渐被点亮，不是那种刺眼的、闪耀的灵光，那灵光只能在我们的唇舌之间进出，而是一种更深邃、更敏锐也更隐秘的理性之火，在人与人的理性交流中燃起的金色火焰。不必匆匆忙忙，不必光彩照人，不必成为别人，只做自己。我们都会升天，且与凡·戴克[11]为伴——换句话说，就像现在，点上一支好烟，靠在软垫上，坐在窗边，生活多么美好，回报多么甜蜜，怨恨、不满似乎多么微不足道，唯有友谊相伴、志同道合才值得称颂。
倘若凑巧手边有一只烟灰缸，不必随手把烟灰弹到窗外，倘若事情与实际情况略有不同，我又怎么会看到，譬如：一只没有尾巴的猫，那个突然出现，短了一截尾巴的小家伙悄悄地穿过那方形广场，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弦，心境也随之不同，就像有人投下了一道影子，光线的强弱也随之变化。或许那美酒已让我心醉神迷了。我看见那只曼岛猫[12]在草坪中央停了下来，好像它在思索宇宙万物，显然是欠缺了些什么，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一边听着别人谈话，一边问自己：欠缺的是什么，不一样的又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想象自己已离开这个房间，回到过去。确切地说，是回到战前，来到了另一场午餐聚会，就在离这里不远的房间里，但那与现在可是千差万别，一切全都变了样。我在想象时，宾客们交谈甚欢，来客众多，大部分人都很年轻，有男人，有女人。一切都很顺利，交谈融洽，轻松自由，惬意风趣。与此同时，我把另一场交谈和眼前的交谈进行比较，毫无疑问，此次交谈即为上次交谈的后代，简直就是其合法继承人。什么也没有改变，没有什么是不一样的，只不过我竖起耳朵，并不是去听他们在说什么，而是在听那话语之外的低沉声音，或者说是气流声。是的，不同就在这里。在战前这样的午餐聚会上，人们聊的话题和现在完全一样，只是他们说起话来，语气却大不一样，因为那时，他们腔调里有一种嗡嗡声，虽然并不清晰，却和谐悦耳，让人兴奋，它改变了话语本身的价值。难道人们可以给这些语调配上文辞吗？或许这只能借助诗人的力量。在我身边摆放着一本书，我随手翻开，完全在不经意间翻到了丁尼生[13]的诗。这里，我听到丁尼生在吟唱：
一滴晶莹的泪珠落下
落在那门前怒放的西番莲花上。
她来了，我的小鸽子，我的爱人；
她来了，我的生命，我的命中注定的人儿；
红玫瑰在呼叫：“她近了，她近了”；
白玫瑰在哭泣：“她来晚了，她来晚了”；
飞燕草在倾听：“我听到了，听到了”；
百合在低语：“我等着她，我等着她”。
难道这就是战前男人在午餐聚会上吟唱的诗句吗？那女人呢？
我的心房，像一只唱歌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挂满露水的嫩枝；
我的心房，像一棵苹果树
累累的硕果压弯了它的枝头；
我的心房，像七彩的贝壳
它在静谧的海湾嬉水；
我心中的欢乐胜过这所有一切
因为我的爱人已来到我身边。
难道那就是战前女人在午餐聚会上吟唱的诗句吗？
一想到在战前的午餐聚会上，男男女女在低声哼唱这样的诗句，我就觉得非常滑稽，便忍不住大声笑了出来，不得不指着那只曼岛猫来为自己的笑声作托词，那可怜的小家伙没了尾巴，站在草坪中间，看上去确实有点滑稽。它是天生如此，还是出了意外失去了尾巴？这种无尾猫，虽然有人说曼岛上就有，然而比想象中少得多。它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与其说是美丽，倒不如说是新奇。一条尾巴竟会产生如此大的区别，真让人匪夷所思——你们也知道，这类话不过是要等到午餐聚会曲终人散，大家各自去取大衣、帽子时所说的。
这次午餐聚会，由于主人的盛情款待，一直持续到很晚。十月的夕阳西沉，我走在林荫大道上，秋叶从树上纷纷飘落。一扇又一扇大门似乎都在我的身后轻轻地、毅然决然地关闭了。数不清的教区执事将无数把钥匙塞进油润的锁眼里，宝库又将安然无恙地度过一晚。走过林荫道，外面是一条大街——我记不清名字了——只要你不转错弯，就能直通芬汉姆学院。不过，时间尚早，要到七点半的时候才吃晚餐，而且刚刚吃过这么一顿大餐，晚餐大可不必再吃了。奇怪的是，头脑里依稀记得这么几句诗，就让双脚随其韵律一路走下去。那些诗句——
一滴晶莹的泪珠落下
落在那门前怒放的西番莲花上。
她来了，我的小鸽子，我的爱人。
诗句在我的血液里歌唱，此时，我正快步朝着海丁利走去。然后，在河水拍岸的地方，我又转向另外一个音步，唱道：
我的心房，像一只唱歌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挂满露水的嫩枝；
我的心房，像一棵苹果树……
多么伟大的诗人啊！我放声大喊，就像人们在黄昏时分会大喊大叫一样，他们是多么伟大的诗人啊！
或许，对先人赞美的同时，也为我们这个时代而感到些许嫉妒这样的先人。尽管这样比较愚蠢、荒唐，可我还是想知道，平心而论，谁能说出两位还在世的诗人的名字，就像当时的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那般伟大？我朝着那泛起浪花的河水望去，显而易见，在我的心中，他们是无与伦比的。那时的诗歌之所以让人心醉、让人痴狂，就在于它所称颂的，是那些我们也曾拥有的某种情感（也许是在战前的午餐聚会上），所以人们会轻而易举地被触动，不用再三琢磨，不用与此时此刻的任何情感相比较。而如今的诗人所表达的，却只是那些生造出来、又被剥离的情感，人们一开始会感到陌生，出于某种原因，人们还惧怕这种情感，不敢面对。每每读到，就迫切地将它与熟知的往日情怀相比较，不免让人心生妒忌，疑惑重重。现代诗歌难懂就由此而来，正是由于它们晦涩难懂，谁还记得住哪个优秀的现代诗人连续两行以上的诗句？因此——我的记忆力也不怎么样——也拿不出什么材料来佐证我的观点。我一面朝着海丁利继续走去，一面问自己，为什么在我们的午餐聚会上，再没有人低吟浅唱了？为何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教名）不再唱道：
她来了，我的小鸽子，我的爱人；
为何克里斯蒂娜不再随声附和：
我心中的欢乐胜过这所有一切
因为我的爱人已来到我身边？
我们是否可以将此归咎于那场战争？当1914年8月的枪炮声响起，难道男人和女人的面容就在彼此眼中变得毫无魅力，浪漫已被扼杀？在炮火中看到统治者的嘴脸，真让人大为震惊（对女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她们对读书受教诸如此类的事情心存幻想）。那副嘴脸真是丑陋至极——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统治者们——真是愚蠢透顶。但不管我们将过错归咎于何处，归咎于何人，那曾激起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热情，让他们为爱人的到来忘情歌唱的幻觉，跟此时相比，已寥寥无几。我们只能去阅读，去观察，去倾听，去回忆。但为什么要说“归咎”呢？如果那是种幻觉的话，为何不去赞扬那场使幻觉破灭、使真相浮出的灾难？且不管它是什么灾难，因为真相……只能靠这些省略号来记录了。在寻找真相的时候，我忘记该拐弯去芬汉姆了。是的，的确如此，我问自己，何谓真相？何谓幻象？譬如说，对这些房屋来说，什么才是真相？此刻，它们在薄暮中昏暗朦胧，却由于红色窗子而显现出节日的喜庆，而到了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它们又由于散落的甜点、乱丢的鞋带而显得粗俗肮脏。还有那柳树、长河、沿岸的花园，此刻它们由于笼罩在上面的薄雾而模糊不清，但若艳阳高照，它们便会显得金光灿烂——那对它们来说，何谓真相？何谓幻象？我不用你们为我的辗转纠结大伤脑筋，因为在前往海丁勒的路上，我也没能得出结论。很快我就发现自己走错了路，于是又往回走，回到通往芬汉姆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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