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苍对我厚爱，我希望把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写出来。”
8月27日，《收获》主编、作家程永新带着他首部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的最新修订版来到上图东馆，与作家毕飞宇、李洱、苏童、王尧畅谈“青春里的文学，文学里的青春”。
程永新 本文现场图片
比起作家，程永新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文学编辑。从1982年走进《收获》到现在，四十多年了，他推出了写进文学史的“先锋专号”，经手发表了《活着》《妻妾成群》等名作，他被称为“中国文学的一面镜子”。
但程永新也写过小说。他的《到处都在下雪》是作家马原眼里“毫无疑问的杰作”，他的《穿旗袍的姨妈》被作家余华形容为“简洁而博大”。
“程永新是一流的文学编辑，人们可能因此忽略了他写作的才华。”在活动现场，毕飞宇说，“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面对他人，把一部分时间用于面对自我，他在写作上所花的时间比我们都少，但不管时间的多和少，一个小说家的能力，一个小说家的才华，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阻挡的。”
从左至右：王尧、苏童、程永新、毕飞宇、李洱
在王尧看来，理解程永新，有三本书很重要。一本是集合他数十年编辑生涯笔墨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一本是中短篇小说集《若只初见》，还有一本就是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
《穿旗袍的姨妈》首次出版于2007年。“经过这么多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史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对小说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尧说，通过对《穿旗袍的姨妈》的再版、重读，我们也重新梳理了自先锋文学以来的文学发展脉络。
《穿旗袍的姨妈》
小说主要讲述了男孩骆驼的少时遭遇。
骆驼从小没有父亲，他和母亲、两个姐姐生活在一起，还有一个孤僻古怪的二姨妈。他遇到了许许多多动物般的男孩，以及水果般的女孩。
小说里的二姨妈有着程永新二姨妈的些许影子。二姨妈酷爱旗袍，会穿着旗袍逛遍当时的旧货店。她一生节俭，但去世后的遗产丰厚到足以让兄弟姐妹为之打官司。她想认骆驼做儿子，但习惯蜷缩于自己小天地的骆驼一次次拒绝了。二姨妈的匆匆离世也给骆驼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难题：“我还能说自己是清白无罪的吗？”
小说初稿动笔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余华已经写出了《活着》。
“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1990年代伊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先锋作家们纷纷直面生活，正面强攻，而我这个专业编辑、业余作家，因为写过一些中短篇，跃跃欲试，也想尝试写长一点的东西。”
程永新坦言，大学时他喜欢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喜欢的原因不在于大的架构，而在于其中细部的内容，像小溪那样涓涓流淌。
在《穿旗袍的姨妈》里，他希望自己写出那样的微妙。
《一个人的文学史》
毕飞宇注意到，《穿旗袍的姨妈》里有一个黑洞，这个黑洞有关父亲，男孩骆驼的成长始终围绕着那个黑洞在打转。
而小说里父亲真正的出现，是在骆驼即将因为一次手术麻醉陷入昏迷之前。清醒后他开始问母亲：我的父亲是谁。
这是一次“昏迷”，还有一次“睡眠”。
在1960年代一场历史洪流即将席卷而来之际，街头巷尾挤满了喧哗的人群。许多人的命运为此改变，但一个身处其中的小男孩，只因生物钟到了，就在姐姐的肩头睡着了。
这两处小小的细节，让毕飞宇感受到程永新写作中巨大的能量。
“这个黑洞是小说的阴影，也是小说的灵魂。”苏童说，在这个噩梦般的阴影的俯瞰之下，小说中的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
李洱将《穿旗袍的姨妈》看成一部成长小说，男孩的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骆驼是以被沙漠淹没的方式通过沙漠。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男孩，如何在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后期这一文化相对贫瘠的历史时段，带着巨大的胃囊，穿过其中，逐渐成长。”
他同样注意到小说中父亲的缺失。这一缺失使得一个男孩的成长失去了具体的直接的反抗对象，失去了伦理意义上的反抗对象，他只能将反抗绵软无力地作用于几位女性的身上，时刻有一种失败的感觉。
“至少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小说里没有人敢这样去处理人物关系。这个反抗对象的缺失，使得这部小说的反抗感和力度更强了。”李洱说。
《若只初见》
阅读《穿旗袍的姨妈》，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时代”。
在这部小说里，回忆、沉思与梦境交织，它是一部惘惘年代的青春物语。程永新用青春的欢悦与残酷，书写了一个时代的苦涩与疯狂。
苏童形容青春或许就是一只袜子的味道，那个味道是一个人生命中的独特的存在。“当你度过青春期，当你成为一个中年人，那个袜子里淡淡的酸臭味其实成为了记忆的香味。”
程永新坦言，当初写《穿旗袍的姨妈》时，在成长小说的外壳下面，他主要思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与上一辈人的关系，一个是人的故乡、人的原乡在哪里。
“身在上海，你从来觉得自己没有故乡。因为上海太繁华，太喧嚣，哪怕是特殊时期，也是人山人海。”他说，“我不想把《穿旗袍的姨妈》变成一本简单的成长小说，一本简单的自传，我还是希望通过淡淡的忧伤，情绪的流动，把一些年代的独特东西记录下来。”
苏童看到，小说的结尾处理得很淡，但整部小说有一种非常悲怆的气味。为了安葬二姨妈，全家人去了母亲的故乡，但最后程永新写，当骆驼坐着火车回上海，他路过了父亲的故乡。“我们真正所说的中国的故乡，在他的字典里是‘路过’。这个‘路过’背后的悲怆和辛酸，背后的一个人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民族史的一部分。”
李洱认为，这个时代的读者去看这部小说，不要仅仅把它当作一个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后期的故事，也可以看作一个人如何去承受、面对、渴求所谓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部小说存在的必要性不仅仅是书写那个时代，它也书写了这个时代。那个时代的烙印同样烙在今天众多的骆驼身上。”
在《穿旗袍的姨妈》《气味》之后，亦有很多人关心程永新的第三部长篇。
程永新透露，去年他已写了几万字，但他现在又想推翻重来。
“我看完余华推荐的马里亚斯的《如此苍白的心》，非常震撼，它颠覆了我对当下叙事的想法。”他郑重地说，“我希望我能尽可能准确地概括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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