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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最重要的爱国节日莫过于9月20日，1870年的意大利部队正是在这一天攻克罗马的。然而当爱国者们欢庆这个节日的时候，梵蒂冈的忠诚拥护者则会举行特别的哀悼弥撒。1929年9月初，教宗派遣他的大使面见墨索里尼。他希望能够取消这个节日，并将2月11日增设为一个全新的节日，用来纪念《拉特兰条约》的签署。
墨索里尼并不赞同这个建议。“坦白地说，”他回答道，“我必须告诉你，意大利人不能放弃欢庆9月20日的传统。”宗教事务协约并没有约定要废除这个节日。历史已经证明，这个节日所代表的事件对所有人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也包括教会。它是天主旨意的一部分。
墨索里尼竟然在天主的旨意方面对教宗说教，庇护十一世被他的这番傲慢所惹恼，几天之后通过他的大使回答说：如果说宗教事务协约没有非常明确地提及要废除这个节日，那只是因为这一要求“再明显不过了”。
双方的协商几乎进行到9月19日的最后一分钟，然而那一年，意大利依然庆祝了这个节日，尽管没有往年那么喧闹。然而，教宗不想他的努力全部白费，他仍然想要一个结果。领袖为了同教宗和解，便向他承诺意大利以后再也不会庆祝这个节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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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以来，墨索里尼一直劝阻雷切尔和他的几个孩子，不让他们来到罗马，然而1929年11月，他的妻子还是带着五个孩子抵达首都，其中还包括两个月前刚刚出生的安娜·玛丽亚（Anna Maria）。他们搬进了宏伟的托洛尼亚别墅，这座建于19世纪早期的豪华建筑有着宽敞的庭院，刚好坐落在老城墙的外面。
墨索里尼一直同玛格丽塔·萨尔法蒂维系着关系，而她在罗马的寓所已然成为艺术界和作家同法西斯要员社交的场所，这些因素使得墨索里尼的家庭生活变得格外复杂。在玛格丽塔眼里，雷切尔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妇。她不涂口红，不敷脂粉，也从来不上美容院。她平日总是换穿她仅有的两件体面外衣：一件短海豹皮衣和一件银狐皮衣，有观察者称，后者“乃是她在女性奢侈品上花费最高的物件”。她坚持要在用餐后洗刷盘碟，并且拒绝参加国家典礼，这对她丈夫来说无疑是一种宽慰。她在豪宅花园的一角搭起了一间鸡舍、一座猪栏（养着两头猪）和一座炉子（用来烤面包）。
尽管雷切尔一心只管家务，但她却一点都没有放松对丈夫和孩子的管束。埃达表示：“我家中真正的独裁者乃是我的母亲。”在她孩提时代，当她犯错的时候，她需要躲的人是她的母亲，因为她害怕母亲挥舞的手背。她指望父亲回到家中来拯救她。父亲是她的偶像，和母亲不同，他具有诗意、宽容溺爱且充满深情。然而为这个家庭带来稳定的却是雷切尔。埃达回忆道：“即便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她在我眼里都显得非常固执，不为他人所动摇。”雷切尔还是一个非常记仇的人。几十年来她坚决不跟她的姐姐说话，因为她曾经想要利用自己跟独裁者的关系。只要这位母亲在场，墨索里尼的几个孩子便没有一个敢提起这位姨妈的名字。
在他女儿半开玩笑的话语中，墨索里尼投身政治，乃是为了尽可能少地待在妻子身边。在还年轻的时候，他“宁愿身受警察和政敌棍棒的殴打，也不愿耳闻他妻子的刻薄言语”。墨索里尼自己的房间在托洛尼亚别墅的另一侧。他偶尔会在这里同情人幽会，但在他眼里，办公室才是更为安全的爱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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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和海伦王后以非常壮观的排场来到梵蒂冈，拜访教宗以示王室的敬意。意大利王国成立六十八年后，教宗终于和王室会面。士兵们在街上排成一字长龙，将围观的人群挡在身后。瑞士侍卫队身穿中世纪华丽的护身铠甲和新月冠银盔，排成两行供这对王室夫妇通过。当随行人员也进入梵蒂冈城的中心时，教廷仪队（Palatine Guards）也紧跟这一王室队伍前进。国王身穿军服，他身边的王后则身穿白色蕾丝长裙，戴着白色面纱，披着白色王室披风，被簇拥着，沿着阶梯一直向使徒宫行进。他们穿过几个富丽堂皇的接待大厅，来到那个布置着小型宝座的房间，教宗正坐在紫色的华盖下等候他们的光临。
在二十分钟的交谈以及礼物交换之后，国王与王后又前去加斯帕里枢机的住处拜访。在那里这些访客才拍了合照，因为庇护十一世认为跟访客合影是有失威严的事情，即便是王室也不例外；而他也不会向意大利政府的施压屈服，绝不亲自拜访奎里纳尔宫。统治者必须上门晋见他。拍完合照之后，国务卿将王室夫妇护送到圣彼得大教堂，他们在使徒墓前屈膝行礼。那一天对这位反教会国王来说，是异常难熬的一天，这一点被讨厌国王的埃德维杰（墨索里尼的姐姐）记录了下来。她评论道，在拜访梵蒂冈的整个过程中，国王“脸上的表情比平常严厉，更为恶意”。
这段时间对庇护十一世来说也有诸多变化。那个月稍晚几天，身为教宗的他第一次走出了圣彼得广场。12月20日6点过后，在没有任何公告的情况下，一个车队从梵蒂冈出发，前往罗马另一头的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这个教堂是五十年前教宗晋铎的地方，他现在非常迫切地想要在这里举行一场弥撒。自从庇护九世1870年宣布自己已是梵蒂冈的囚徒之后，这是罗马主教第一次踏入他的主教教座。
一位法国主教认为，庇护十一世是“天底下最神秘的人，他不信任任何人，哪怕是他最亲密的顾问。他非常敏感，有点情绪化，但是他通过坚强的意志控制自己，不向任何人屈服。任何人都不可能预测他接下来将做出什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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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墨索里尼的爱女埃达举行了婚礼。他希望她成婚之后能够令他稍感轻松。尽管他非常溺爱这个女儿，但是她却似乎喜欢折磨自己的父亲。在所有的孩子里，就数她与自己最相像：任性、冲动、喜怒无常、喜欢冒险、容易激动，并且固执己见，嘴里随时会冒出尖酸的话语，脸上总摆出一副讽刺的神色。此外，她也很喜欢骑马和游泳。她完全忽视习俗，衣着暴露，抽烟，还喜欢飙车。她棱角分明，体格强健，跟她那些胖乎乎的弟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弟弟反倒更像母亲。
尽管埃达才十九岁，却已经有了颇为丰富的情史，这令她父亲感到十分恼怒。1929年7月，她宣布自己同一位犹太人坠入爱河，这令她的父亲非常惶恐。他刚刚因为同教会达成协约，从天主教界赢得首肯，如今他的女儿竟然要嫁给一个犹太人，这实在太可怕了，令人不敢细想。他妻子对这对情侣大加责骂，然而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墨索里尼请求他姐姐埃德维杰来晓之以理。埃达后来表示，父亲为了惩罚她，决定要收走她的汽车，这一举动最令她忌惮。不过墨索里尼本不必担心，因为轻浮、任性的埃达很快就会甩掉这个犹太男朋友，转投他人的怀抱。她的新男友是个实业家的儿子，这位放荡子不仅沉迷于可卡因，还感染了梅毒。几个月后，“这头疯狂的小母马”（家人背地里这么叫她）终于走上正途，宣布自己已经和二十七岁的加莱亚佐·齐亚诺结下了婚约。
加莱亚佐的父亲科斯坦佐·齐亚诺（Costanzo Ciano）是墨索里尼核心集团的成员，担任邮政与电报部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海军的一名船长；1925年，由于墨索里尼意欲组建一个全新的法西斯贵族阶层，迫于他的意愿，国王只好授予科斯坦佐伯爵爵位。人们都怀疑齐亚诺从自己掌管的大型合同中收受回扣，而他也确实发家致富，他的儿子加莱亚佐因此从小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加莱亚佐温文尔雅，深受女性青睐（或者只是他自视如此），一头背头黑发打理得非常精致。雷切尔抱怨说：“我不喜欢他，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他是个上流社会的绅士。”
加莱亚佐来到墨索里尼家中，正式向埃达求婚，而墨索里尼则领着他走出书房，向全家人宣布了这个消息。雷切尔尽可能地想要劝阻加莱亚佐。“你可要知道，”她告诉他说，“埃达什么都不会。她不会做饭，连鸡蛋都不会煎，也不懂得怎么打理房子。至于她的品格，最好是提都不要去提。我是她的母亲，我必须严正地警告你。”
1930年4月，他们在邻近教区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婚礼之后，数百名宾客（身穿毛领大衣的女士和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士）聚集到托洛尼亚别墅中参加宴会。别墅的前门是一排宽阔的长阶梯，在一张摄于此地的新闻照片上，教宗大使博尔贡吉尼正同法西斯权贵迪诺·格兰迪亲切交谈。待会儿在花园举行的宴会上，这位教宗大使将荣幸地与几近秃顶的墨索里尼一同坐在一张圆形餐桌上。身穿白色长裙、脖子上佩戴白色大蝴蝶结的罗马女学生将为他们表演齐声合唱。埃达的几个弟弟也都出席了婚礼，他们穿着黑色短裤和白色开领衬衫，头发也都梳成背头。在演唱完毕后，女学生们从新婚夫妇身边踏步走过。埃达高举右手行法西斯礼，而加莱亚佐则双手在背后反扣，抓着他的黑色礼帽。
之后，这对新婚夫妇和他们的父母来到了圣彼得大教堂。加莱亚佐和埃达（她身穿白色婚纱，头上戴着白色蕾丝头饰，这番打扮令人觉得她就是个二十多岁的轻佻女子）踏上了教堂威风凛凛的阶梯，两个小孩捧着她又长又飘逸的裙摆末端。墨索里尼和他的新女婿相仿，穿着燕尾服，头上戴着礼帽。教堂外，情绪激昂的人群纷纷举起手臂行法西斯礼。教堂里面，博尔贡吉尼向这对新人传达了庇护十一世的降福，并将教宗的礼物送给埃达，那是一串用黄金和孔雀石打造的极品念珠。然后，这对新人又来到加莱亚佐双亲的家中，不过他们没有待很久，因为从来都不受拘束的埃达没法忍受她那个非常肥胖的婆婆，后来埃达习惯将她称作“la bertuccia”，即猿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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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30年的秋天逐渐迫近，教宗通过他的大使不断地提醒墨索里尼，他在去年承诺过要取消意大利的爱国节日。然而领袖已经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担心废除这个节日会给人以孱弱的印象。教宗显然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他警告道，如果意大利再度欢庆9月20日，那么他就会将自己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
领袖无法忽略这番威胁。于是，他将教宗大使召至威尼斯宫（他在一年前将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这座宏伟的中世纪宫殿）。威尼斯宫由教宗保禄二世（Pope Paul II）建于15世纪，坐落在威尼斯广场上，同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的纪念碑（人们讥讽它状如一个硕大畸形的白色婚礼蛋糕）呈对角线遥相呼应。1924年，墨索里尼发起了复兴古罗马城的项目，拆除了占据图拉真市场和古罗马城市广场的房屋和教堂，其中有很多都建于文艺复兴时期。接下来，他将拆毁更多建筑，疏通出一条壮观的通衢大道，路面和人行道总共三十米宽，从威尼斯广场经过一些历史遗迹直通到古罗马竞技场。
这位教宗大使脸上架着一副眼镜，黑色的教士服下显出微微隆起的肚腩。当他在9月1日踏入墨索里尼的办公室时，领袖以其惯常的粗糙笑意接待了他的光临。他的办公室安排在庞大的世界地图厅。这个房间足足有六十英尺长五十英尺宽，画满壁画的天花板则有四十英尺高，整面西墙上装饰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墨索里尼心情正好，面色也不错，然而他被太阳晒黑的皮肤和白色的羊毛西装并不是十分协调。
当大使问及他晒黑的皮肤时，墨索里尼表示自己每天都会去海滩游泳，并且接受他所谓的葡萄疗法。墨索里尼向一头雾水的大使解释道：“葡萄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良药，尽管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它宝贵的价值。空腹吃下一串葡萄能够激活肝脏，令人排便通畅，并且一整天都有饱腹之感。”
独裁者的胃一直都不太好。在压力较大的状况下，难忍的疼痛通常会加倍袭来，令他不得不上床休息。好几年前，刚刚宣布要独裁统治之后，他便胃疼发作，咳出一口鲜血。尽管好多位医疗专家对他进行过会诊，然而没人能够做出确切的诊断。所以这位曾经喜欢双份浓缩咖啡的人，现在的食谱主要是甘菊茶、水果和蔬菜。在深夜的法西斯大议会会议上，与会人员为了保持清醒一杯又一杯地灌下浓缩咖啡，领袖却只能喝鲜榨橙汁。他要杜绝所有咖啡和酒精饮品。
“您知道我为何而来”，博尔贡吉尼说道。墨索里尼抽出大使最近给他寄来的信件，其中包含教宗对他的威胁，接着他指着自己用蓝色铅笔划出的那个段落。墨索里尼总是不厌其烦地用红色铅笔或蓝色铅笔在自己浏览的文档页边做笔记，并且一直用到它们被削成铅笔头时才换新的铅笔。
领袖摇了摇头。9月20日的节日由法律规定，他说道，只有通过国会投票才能做出更改。“所以今年我们可以进一步压缩节庆的活动和规模，”他试图同教宗达成妥协，“往年我们会在公共建筑上张灯结彩，悬挂国旗，今年我们可以把这些安排都取消掉。下一轮内阁会议中，我们将做出决定，是否要取消这个节日，而我会在国会中投赞成票。”
“不行，阁下，”坚忍不拔的博尔贡吉尼回答道，“这些可算不上解决方案。官方必须在9月20日之前禁止这个节日，否则圣父的良知将迫使他公开发表抗议……而整个世界都会嘲笑我们：‘他们真是签署了一份伟大的条约！’”他提出，《拉特兰条约》第六条规定，但凡此前立下并且和条约相违背的法案，政府必须全部废除，所以墨索里尼完全可以根据条约条款，宣布废除这个节日。
墨索里尼思考了一会儿，同意说这也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过他得先跟法律顾问谈一谈，很快就能给大使一个答复。
博尔贡吉尼起身离开的时候，向墨索里尼表达了他的悼念之情，因为墨索里尼的侄子（阿纳尔多的儿子）最近英年早逝。这番话令领袖陷入了忧思，因为他想起了这个男孩临终前的苦痛以及他弟弟深切的天主教信仰。
“我也是一个信徒，”领袖仿佛言之凿凿，“别以为我不是！”
“只是，”他补充道，“人类令我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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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很快就召集大使再次会面。他表示，尽管正式废除9月20日的节日得先通过一项法案，不过这样的提案将会被提上下一届内阁会议的日程。它将被一个新的节日所取代，而这个新的节日定在10月28日，用来纪念“进军罗马事件”。
博尔贡吉尼回答道，教宗也许能够接受这样的折中处理，但是用纪念“进军罗马事件”的节日，而不是纪念条约签订的2月11日来替换旧的节日，这样的提案可能会令教宗感到不满。
“这件事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了，”墨索里尼提高嗓门说道，“你想让我废除9月20日的节日，我给你办妥了。已经够了！我不想听到你现在又让我变更九二零大街的名字，又或者抱怨小学课本上写着意大利人在9月20日进入罗马城。”
墨索里尼站起身来。“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他这样说着，让大使回去了。
教宗可不是一个能够被吓倒的人，他对墨索里尼步步紧逼。尽管博尔贡吉尼已经告诉过他，墨索里尼拒绝变更街道的名字，然而他依然坚持墨索里尼应该给九二零大街换个新名字，它毕竟是罗马的一条主干道。教宗提议道，这条街道应该叫作二一一大道，以纪念《拉特兰条约》的签订日期。
当墨索里尼听闻教宗的最新要求时，他叫来了大使。“你们肯定是想招致一轮凶残的反教会行动，”愤怒的领袖告诉他说，“我已经后悔在节日上做出的妥协了……我刚刚答应一件事情，新的要求就紧跟而来，内阁会议都还没召开，法案甚至都还没通过，更何况我还特地跟你说过，更改街名的事情不准跟我提。”
领袖说道，上次会面他提及更改街名是有原因的。“我很了解你们，我也预料到你们让我废除节日后，还会要求废除街名；废除街名后，谁知道你们又会要求什么别的事情呢？”你们接下来还想要什么？他问道。意大利总共有九千个镇，谁知道有多少街道名会令教宗不满呢？
送大使出门的时候，墨索里尼稍微冷静了一点。“政策制定有既定的程序，你们不能步步紧逼，”他解释道，“我有自己的做事风格。不节外生枝，不做任何不必要的事情。而且我必须尊重法律条文。我不想坏了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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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认为，在《拉特兰条约》签订之后，墨索里尼进入了一段共识期，再也没有人对他提出反对意见，于是他对个人崇拜的渴求与日俱增。他不仅要求新闻报纸称呼他为领袖，而且坚持DUCE这四个字母必须大写。无论是公共建筑、人民家中或者商店，到处都挂着他的肖像。报纸和杂志上刊登着他英气勃发的照片，出版之前都必须经过他细致的审查。他深信修女、修士和神父会给他带来坏运气，所以不允许刊登和此类人物的合照。
墨索里尼还很注重培养他在荧幕上的形象。罗马有许多电影院（其中一家甚至有用于通风的可移动屋顶），人们也热衷于观看新近上映的影片。领袖同新成立的国家电影机构密切合作，1927年，一项法案要求意大利的所有影院都必须播放领袖的宣传短片。
于是影院便充斥着有关领袖的各种新闻电影——他在新项目上的致辞、向法西斯青年团体发表的讲话、给法西斯烈士献花圈，以及将奖章授给衣着亮丽的农夫。在有些短片里，他还身穿白色西服，视察市政工程项目，或者是在托洛尼亚别墅的庭院里，穿着开领衬衫，骑着一匹栗色大马跳过临时摆放的障碍物。有些新闻影片的内容则相对轻松随意，拍摄的是意大利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的影片则记录意大利著名拳击手和自行车运动员夺取胜利的场景。有一部影片记录了在罗马的特拉斯提弗列举行的大众节庆，此处离梵蒂冈很近，在这部电影中，观影人将看到人们扛着粗麻袋，把袋口攥在胸前，一蹦一跳地冲向街道另一头的终点线。紧接着还有一场汤匙盛蛋赛跑，每一位参赛者（其中没有女性）在街道上跑动时，都要努力地将鸡蛋平衡在一把汤匙上，赛跑结束之后，摄像头又对准了那些砸在鹅卵石路面上的鸡蛋，表明有许多参赛者并没能成功抵达终点。当墨索里尼出现在荧幕上时，影院里的笑声很快就平息下去，人们纷纷起立。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强迫向独裁者致意的形式。曾有一个四处流传的故事，说有一天墨索里尼决定乔装打扮去电影院看电影，当他的身影出现在荧幕上时，每个人都起立了，只有他一人坐在座位上。在这间昏暗的电影院里，他身后的一个男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道：“先生，虽然我跟您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我会建议您最好站起来，否则这些暴徒有可能把你脑袋打开瓢。”
在公众场合露面时，领袖的助手们会确保围在领袖身边的都是那些爱戴他的人，即便有时候这意味着必须出动便衣警察来假扮群众。墨索里尼的私人助理纳瓦拉回忆往事时提及，曾有一张刊登在媒体上的照片，拍摄了领袖和一位农妇跳华尔兹的场景，而到处疯传的流言则称他的舞伴实际上是一个乔装打扮的警察。
墨索里尼有时候自己都会忘记，那些跟他合影的工人、农民和工匠实际上是他自己麾下的警察，然而在为一栋新建筑的落成仪式致辞的时候，他确实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当时他转向站在他身边的一名“砌砖匠”悄声地问，他是不是一位警察。
“不是的，领袖！”那人回答道。
“啊，太棒了！”墨索里尼高兴地回复道，“所以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熟练的石匠？”
“不是的，领袖，”他回答道，“我是一名陆军中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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