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人口拐卖治理的全方位进步，真正让社会免于人口拐卖之忧，依然需要从对个案的公正审判中汲取力量
备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11名儿童案，等来了法院的判决。9月18日，贵阳中院一审判决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个消息传出，立马在互联网上呈现出刷屏效应，全社会对严惩“人贩子”的期待，再次得到直观体现。可以说，在当今这个多元社会，对人贩子必须“零容忍”是能够称得上最没有争议的“共识”之一。
据检方指控，从1993年到1996年，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余华英和龚某良就一共拐卖了来自多个家庭的11名儿童，其中有3对是姐弟或兄弟。显而易见，这背后是多个破碎的家庭，是11个被彻底改写的命运。尽管再严厉的处罚，都难以重新抚平“人贩子”所制造的伤害，但是，唯有让所有的“人贩子”都不容侥幸地付出该有的代价，才能真正告慰受伤害和受侮辱者，并对罪恶之手形成震慑，以让社会无限接近“天下无拐”的梦想。
就此案来看，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无论是参照既有的判例，如今年4月，“梅姨”案罪犯张维平、周容平就被执行死刑，还是就其具体犯罪情节看，都可以说是满足了社会对正义的期待。
该案中，一个细节让所有人都格外心意难平，那就是在这次之前，余华英就曾数次因拐卖儿童被罚，但仍然一次次重操旧业。比如，早在2000年，余华英就因涉嫌拐卖儿童被抓，在被邯郸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两个月后释放；2004年，她在云南又因再次作案被抓。彼时，余华英还和丈夫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以假身份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服刑期间，余华英获减刑三年。出狱后，余华英一直无事，直至曾被她拐卖的杨妞花找到亲生姐姐后报警。
这一方面表明，正义虽然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了“人贩子”多为反复作案的特征。据此，在对相关犯罪的处罚和量刑上，有必要将之考虑进去，以从提升代价的角度，有效遏制“人贩子”反复作恶的侥幸心理。
此外，不少网友也关心另一个细节，被余华英拐走的11名儿童最终都被不同的中间人卖到了河北邯郸，那么中间人是否也该同罪处罚？
事实上，“买卖同罪同罚”是近年来妇女儿童拐卖治理中一个越来越强的呼声。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公开建议加重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罪刑责，实行买卖同罪。据现有刑法的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的确与拐卖方的刑罚力度存在明显差别，且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种种原因，收买被拐儿童的买家甚至往往可以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在客观上与更有效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社会期待形成了落差。而此案拐卖链条中明确存在的“中间人”角色，无疑为推动早日实现“买卖同罪”再次提供了一个现实依据。
“人口拐卖，永远都是幸福家庭的天敌，每一个寻亲家庭都是一部血泪史，亲人的失踪，将全家人陷于万劫不复。家破人亡是常事，一贫如洗是常态，太多的家庭被彻底颠覆，这样的痛苦非常人能够承受。”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所描述的人口拐卖之恶，引人共情。在此案中，余华英的主要“作恶”都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特殊社会背景下，在今天或许不太可能这么轻易得逞。但是，推动人口拐卖治理的全方位进步，真正让社会免于人口拐卖之忧，依然需要从对个案的公正审判中汲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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