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想象这样一种人生：
一家六口全靠自己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公和小叔子、弱智的小侄子、90多岁的婆婆，以及两个孩子。为了养家糊口，一个人还要干农活、去工地搬砖、跑运输累到翻车、贷款养猪又碰上猪瘟欠下几十万债务......
是不是光看描述都觉得太苦，太难了？
以上是一个农村女性所经历的真实的前半生。
她叫刘夭梅，55岁，是今年鄂州市评选出的“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简直是个恐怖故事”
在刘夭梅的故事里，她面对苦难的坚韧令人惊叹，但她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却着实有些吓人。
在很多人看来，刘夭梅的遭遇堪称一个“恐怖故事”。
首先是这个家庭太过特殊，丈夫、小叔子、侄子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很难不让人怀疑存在家族遗传的问题。
其次，“她本该可以不过这样的生活。”
该承担的，不需承担的，她都独自承担了。
但抛开这些，最令人不适的，还是用表彰掩盖女性苦难的叙事方式。
她的事迹简介中写道：“但她没有害怕，没有哭泣......”
在这样的表述中，刘夭梅成为了一个崇高的道德符号，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她被施予一顶道德模范桂冠的同时，也被剥夺了生而为人的合理欲求。
我们深知，赞美和歌颂并不能帮她从苦难中挣脱出来，只会加重对她的禁锢与封锁。
对刘夭梅来说，“模范”二字将成为她一生都难以摆脱的道德巨石。
对与刘夭梅有着类似处境的底层女性来说，假设她们做出与刘夭梅不同的选择，那等待她们的会是什么？
我们不难想象，一个牺牲自己、成全家庭的女性道德模范被树立之后，又会有多少底层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踏上朝圣之路，不断榨取自己的价值，将自己献祭给他人。
不幸的是，这世上的刘夭梅还有很多。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地方在继续“好媳妇”、“好婆婆”、“好妯娌”之类的模范评选。
翻看这些女人的故事，一面是所谓“人间大爱”、“一方佳话”，另一面却总是明晃晃地写着两个字——“吃人”。
河南的马某丽，“23年如一日操持家务”，从01年开始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公公，同时还要伺候患有精神疾病的小叔子，给他出医药费和生活费，2016年婆婆生病不能自理，她又“主动承担起照顾婆婆的重任”，一家三个病人，还要养孩子，还要外出工作挣钱。
她人生几乎一半时间都用来照顾丈夫的家人，而她的丈夫又在哪呢？
“比亲儿子还孝顺”“就算是亲女儿也很难做到这样！”——对于极具牺牲精神的好媳妇，人们总喜欢给出这样的评价。
但其褒奖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女人替代了家庭抚养中缺失的角色，替代了儿子的角色、丈夫的角色，替代了社会帮扶的角色。
她们是如此全能，如此模范，她们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喂养了一个家庭。
令她姐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肥东好媳妇”熊某，她硕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也顺利通过了安徽大学的应聘。但为了照顾生病的公公，她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机会。
在家庭遭遇变故的故事里，女性的牺牲总是如此顺理成章。
没有人会质疑为什么不是丈夫放弃工作来照顾自己的家人，没有人会俯下身问问那个做出牺牲的女人，问她是否有遗憾有委屈。
抬头看金匾一片，低头见泪水涟涟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妇女运动领军人物谢丽华就曾批评过这种“妇女模范”的评选，她发现当时选上来的故事千篇一律，都是以妇女的牺牲换取家庭圆满。
比如丈夫死了，妻子把遗腹子生下来，辞掉工作到农村照顾公婆；
比如一家子都是精神病，一个女人照顾他们一家人。
“我当时看了这些稿子后我特别难受，我就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是她们，我能这样做吗？」我做不到，我肯定做不到！”
“如果我做不到，难道我的品质就不好吗？”
谢丽华意识到，对这些女性来说，她们最需要的是帮助和解放，而不是有人夸她们伟大。
在当时的《中国妇女报》上，谢丽华和她的同事们还曾就“什么是模范妇女”这个问题与大众们展开了长达半年的激烈讨论。
“这样的评选到底是精神文明，还是封建愚昧？这块从封建历史中传递过来的道德巨石，曾经交到过我姥姥那一代，再到我这一代，到底还要压垮多少中国女性？”
30多年后的今天，这句话仍旧振聋发聩。
1993年，谢丽华带头创办《农家女百事通》，这是中国唯一一本面向农村妇女发行的月刊。她让农家女成为故事的主角，她让农家女生平第一次获得发声和讲述的机会。
她们被束缚在“好媳妇”“好妻子”“好女人”标签下的生命困惑，她们被压抑在标准妇女形象下难以抒发的苦与累，终于可以说出，也终于有人听见。
2023年，山东某地敲锣打鼓让“好媳妇”戴红花游街，又将“教女有方”的牌匾送至娘家，让“娘家人也能感受到好媳妇带来的荣光”。
“好媳妇”代表发言，说自己会继续孝敬公婆，做好家务工作。
街道办主任强调，希望更多人向好媳妇学习。
牌坊或许从未倒下。
虽然如今有些地区开始往前一步，不仅评选好媳妇，也评选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但我们不难发现，男女面临的评价标准还是存在明显差异。
比如对好丈夫的要求是“家务共担”，但对好媳妇是“庭院美丽，家居整洁”。
育儿问题上，好丈夫的标准是“子女共育”，好媳妇的标准则是“科学教子”。
孝老问题上，好丈夫“尊老”，好媳妇得“孝敬长辈”。
而我们都很清楚，这个长辈通常指的是公婆。
是的，如果说孝顺父母是作为人的美好品德，但孝顺公婆却单独成为了女人的美好品德。
从男女的评选条件来看，显然好丈夫整体上的标准更模糊，更指意不明。
而成为好女人的门槛更高，意味着女性所背负的永远要更重一些。
事实也是如此，对患病妻子不离不弃就已经是百分的好丈夫，但好媳妇的事迹简介里却常常写着对患病丈夫+公公婆婆+患有精神疾病的小叔子不离不弃。
谢丽华曾对此感叹，“抬头看金扁一片，低头看泪水涟涟。我们的妇女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啊？”
故事没变，看故事的眼光变了
如今我们对刘夭梅之类的模范故事感到不适，是因为看故事的眼光已经变了。
更多人能从女性视角出发，识别那些被美化的苦难，看见颂歌中“吃人”的一面。
在#山东某村庄评选好媳妇#相关视频的评论区里，质疑之声完全占据主导。
今年一则标题为——《我妈，一个被拐卖的农村妇女，治好了我的焦虑，也希望能够让你没那么焦虑》的短视频，博主想借自己母亲历经折磨却仍“乐观”的故事来激励网友们要“一切都往好的方面看”，结果却博得骂声一片。
她的母亲遭遇了什么呢？
她被人从云南拐卖过来，嫁给只会抽烟喝酒打架的男人，生下三个女儿，几十年来在暴力和贫困的环境中挣扎。
她想逃，却被扒光丢在祠堂前；
她终于逃走，却为了三个孩子，再次把自己送回地狱......
如此惨痛的经历，却在多年后成为女儿的鸡汤素材。
庆幸的是，观众们没有喝下这碗用女性苦难熬制的鸡汤，而是纷纷拨开那些虚伪的矫饰，想尽办法地追溯和勾勒出一个被拐妇女不幸的一生。
前段时间还有一则引发热议的帖子，女孩无意间翻到妈妈年轻时的日记，却发现了一个与自己印象中判若两人的妈妈。
一直以来，妈妈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儿媳、好妻子、好妈妈。
但在妈妈23岁时写下的日记里，女孩却找到了一个“消失的她”。
日记里的她，讨厌相亲，抵触婚姻，“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最大的梦想是当兵。
朋友结婚，她的评价是“真要命，又有一个女人向坟墓走去”。
可结婚后，这个鲜活的、独立的“她”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会说自己从小就想当家庭主妇的贤妻良母。
她人生的目标变成找到一个依靠，结果第一任丈夫重病，第二任丈夫家暴。
她希望能有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的家人，但现实却是她一直在照顾所有人。
在女孩眼里，妈妈的转变，并不是一个贤妻良母为爱牺牲的感人故事，而是“一个女人逐渐被社会驯化的过程”。
妈妈新婚时写下的日记
她看见她的失落，理解她的无奈，从一个女人的角度，而不仅是女儿。
日记之后的故事，是女孩带着妈妈和妹妹离开了村庄，在小县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妈妈开始种花、和朋友聚会、开始慢慢找回那个丢失的自己。
是的，最后让困在妻子、母亲角色中的女人获得喘息空间的，正是这样一种女性的目光。
也正因为这样的目光越来越多，那些曾经无人在意的女性生命才得以被看见，被理解。
农村妇女韩仕梅在网络写诗成名，一路从河南南阳的小山村走到了联合国的演讲台——“和树生活在一起，不知有多苦；和墙生活在一起，不知有多痛”，人们在诗歌里读懂了底层妇女的痛苦和挣扎。
50岁离家出走的苏敏因自驾游视频爆红，人们在她的故事里窥见到无数中年妇女被压抑的生命欲求，她们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洗衣做饭、照顾家人，养大了孩子，还有孩子的孩子，她们扮演着这个世界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这个角色里却没有自己。
相比背负重担的好媳妇、好婆婆们，韩仕梅们、苏敏们跳出框架的勇气和坚韧显然更鼓舞人心。
因为她们最后托举住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自己。
如谢丽华在文章《不是出路的出路》中所言，“我在想，要讴歌就应该讴歌那样的妇女，她们终于找到了解放自己的道路，虽然是刚刚起步，但那也是一条幸福之路......”
监制 - 她姐
作者 - 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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