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9日下午5时45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获奖，因为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尽管每年的诺奖得主预测往往犹如大海捞针，“实至名归”与“理所应当”之间，还是总差着一只薛定谔的猫。得到的都让人信服，但未得到的也让人意外。而戈尔丁的获奖，让人表示信服之余不觉意外。
近年来，平等和多元性是优先考虑的事项，据说委员会提名时特别推崇这一点，而戈尔丁的研究领域聚焦在不平等和女性劳动力的议题上。当然，她恰好也是一名女性。她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该系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10年前，她就是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
而自1969年该奖项成立以来，此前已颁发54次，共有92位得奖人，其中获奖的女士只有2位。也就是说，戈尔丁是有史以来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获奖者。
女性为什么不如男性挣得多？
戈尔丁算是研究男女收入差异的鼻祖，而她最为大众所知的可能是其新作《事业与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这里讨论了一个仿佛人人都熟知的话题，为什么女性不如男性挣得多？
最为奇怪的是，尽管在发达国家相当重视平权的社会里，在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在工种选择趋同的行业里，在初始收入几乎平等的行业中，最终都会发生两性收入差异拉大。
戈尔丁追溯了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她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了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
研究发现，差异发生是因为工作的“贪婪”，即工作时间不灵活，收入与工作时长呈非线性关系。而女性因为承担了更多家庭责任，所以收入在生育后低于男性。简言之，许多工作，尤其是高收入的工作，看起来是时薪高，但其实需要的是大量额外时间的承诺。
比如，工作时间长、随叫随到、晚上周末被侵占和许多不规律不可预测的事务。而这些时间承诺干扰了家庭责任。于是，对于“必须”承担更多家庭责任的女性而言，就不得不“退居二线”甚至“退避三舍”了。
性别研究不只有经济学价值
根据戈尔丁的发现，高收入群体里面男女差异最小的是药剂师，女性收入为男性的95%。究其原因，是因为技术的发展，这项工作已经完全信息化、标准化。所以这类工作的工作时长和收入关系是线性的，因而对女性没有什么影响。在实践中，也已经有所证明。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一些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发现，他们在招聘新人方面男女性平衡做得不错，但在晋升等方面女性流失厉害，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额外工作时间的强制性管理等，取得了一定效果。当今，金融机构、科技巨擘们也在做相关调整。
可以说，戈尔丁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价值，亦有前瞻性和指导性。
戈尔丁在性别歧视方面的研究，科学、严谨、公正。她曾经做过职业性别歧视的实证，在美国交响乐团选拔中采取盲选对照，发现盲选会使女性选拔率提高60%。
此外，她对于生育给女性带来的影响也非常关注。她认为避孕药给了女性自主规划人生的权利，辅助生殖技术以及医保对这些技术的不断覆盖，给了女性在生育方面更多的时间弹性，而对“女性生育能力和年龄关系”的研究，能帮助女性更好地规划人生。
关注大流行也关切“她衰退”
这些年，权利平等似乎在世界上遇到了许多的新拥趸和新问题，男女性别平等的问题亦如此。女性帮助女性，是一定的吗？未见得。
在戈尔丁最新的研究论文中，她发现，从1905年到2023年编纂的妇女权利史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妇女争取权利取得很大进展。与此同时，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个强势妇女组织却也兴起了，其旨在反对妇女的正当权利获取。当现实比魔幻更荒谬，我们更加需要深刻的思考和分析。
在这个让人总感觉在分崩离析的国际秩序中，抛弃激进的、骇人听闻的、情绪化的、动不动就身份政治化、搞取消文化的方式，用更加客观、理性的方式阐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是整个世界都特别需要的。
其实，戈尔丁的主要观点在2014年发表的文章《性别大融合：最终章》中已经表达。正如她所说，男女角色的融合是人类上个世纪社会和经济的重大进步。但是“最后”一章必须包含什么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要承担的，或许不只是经济学领域的专业性和专注性研究，而是在整个世界变局中的历史性任务，我们将如何发展、如何融洽以及如何创造价值，同时实现每个人的价值。
戈尔丁关注历史，也关注现实，关注大萧条，也关注大流行，并关切“她衰退”。以此而言，戈尔丁获得诺贝尔奖的肯定，也是理所应当，并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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