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导演是亚洲电影第一人，代表亚洲电影的艺术最高成就。”在戴锦华教授的评价体系中，侯孝贤是独一无二的，甚至放眼整个世界影坛，都是非常独特的存在。
25日下午，侯孝贤家属发布发声明，确认侯孝贤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完全回归家庭生活，并且安心休养，身心状态平顺，并无大碍，公司业务依旧持续运作。这也表明，先前侯孝贤筹拍的《舒兰河上》，将止步于勘景，或无缘面世。
侯孝贤，2015年，图据视觉中国
于2015年上映的电影《刺客聂隐娘》可能会成为侯孝贤最后一部影片，那渺渺炊烟与涓涓水流，将在侘寂的历史风物与悲悯的时代红尘中，倏忽而逝，不复重来。
今时今日，远未到总结侯孝贤一生的时候。但我们不妨看看，这样一位电影大师究竟从何而来，又将引领电影艺术走向何处？
壹
一段充沛的世俗生活开启了电影之路
“和杨德昌比，我就是庙口前的混混。”
这个在城隍庙前摆开架势，跟人打架，多次退学的“混混”少年，大概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影响亚洲乃至世界影坛的大导演。
侯孝贤，1947年生于广东梅县。同年，他父亲拖家带口迁徙至台湾，岂料“从此就回不去了”。
童年的侯孝贤是家里最野的，玩铁弹珠，打泥巴和陀螺，偷钱买糖，赌博，混迹于附近的城隍庙，同本地“流氓”、同学厮混，甚至参与过一个“双环”帮派。
侯孝贤打架，总是为别人。或替人复仇，或替人出头。打起来，尤其狠。本地除了他所在的“双环帮”，还有“龙虎”“十五郎”“二十四蓝鹰”等不同帮派。彼此经常起冲突。
他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冲突，发生在初中时，跟“二十四蓝鹰”械斗。两个帮派用磨尖的铁管、武士刀和砖头，斗成一团，打不死人，但场面咋呼。日后，这些记忆都被拍进了电影，如涉及黑帮的《童年往事》《南国再见，南国》，以及处理童年印象的《风柜来的人》等。
作为一名“资深”混混，侯孝贤走上电影之路，绝非偶然。打小，他就在戏院窜来窜去。家里穷，买不起电影票，便偷偷混进去。于是，各地影片，几乎看了个遍。
“那时候的心态是‘你不让我进去看，我就偏要进去看’，跟真正的电影没什么关系。”对少年的侯孝贤来说，“看电影”更像是在表达自己的叛逆和个性。
戏院想办法围追堵截；侯孝贤便爬墙、剪铁丝网。反正就是要看电影。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高中，那时侯孝贤父母都已去世。
除了电影，他还读书。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三国》《济公传》以及国外的《人猿泰山》《基督山伯爵》等等，经常随便拿起一本书，便一直读下去。
电影《童年往事》中描述了一段初恋。这来自侯孝贤的经验。他当时读高二，喜欢上附近一个女孩子。每天跟着人家走路，不说话，偶尔丢情书过去。女孩要他考上大学再说这些。可是混惯了的侯孝贤，高中没毕业，甚至被留校察看。他用同等学历去考大学，结果两次都没考上。
之后，他看了一部英国电影《十字路口》，深受触动，那一刻，他在日记本上写下自己的决心，“要花十年的时间进入电影这个行业。”
为实现这一壮志，侯孝贤跑到台北，一边在电子公司打工，做零件糊口，一边准备考试。第一志愿是台湾艺术大学的影剧科。
1969年，22岁的侯孝贤如愿考上大学，开始排戏、打工以及大量观影、读书的生活。那时，存在主义开始流行。他读了很多尼采、萨特，以及白先勇、陈映真等小说，受其影响，对一些宏大概念生出反感。
毕业后，侯孝贤干了八个月的电子计算机推销员。后来，李行导演通过学校找一名场记，机缘巧合找上了侯孝贤。从场记开始，侯孝贤算是正是踏进了电影行业。
“从此，就一直做，副导演兼编剧，这样子过了差不多十年，才开始当上导演。”侯孝贤后来在采访中说，很多学电影的，一出来就想当导演，但你要清楚自己准备好没有。技术层面或许能很快入手，但假使有文学底子和充沛的世俗生活经验，恐怕才能做得很好。
侯孝贤，出自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
侯孝贤的经验之谈，更像是自供创作的起源。父亲有肺结核，不跟他讲话；母亲在台湾没有亲友，抑郁寡欢，两次自杀；他整天逃避家庭，躲在外面瞎混，成为远近皆知的“大流氓”，但不是罔顾道义的流氓，而是有侠义情结的流氓。而这些丰饶的生活经验及缠绕在家国、街区与个体的多态记忆，无一不滋养着侯孝贤的创作。
只是他当时从未想过，自己因为义气举起铁管时，会在未来的某天变成一部部承载时代与历史情绪的影像记录。
贰
一名不可忘却的恩师：来自沈从文的启示
在导演的准备生涯，勤敏的侯孝贤一点即通，无论是场记工作，抑或副导演的场面调度，以及编剧的写作，都能做到游刃有余。多年混迹片场，对其他工种也日渐熟悉。做导演，实在是水到渠成。
1980年，初执导筒的侯孝贤，连续拍出三部商业电影《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在那河畔青草青》，且部部卖座。但日后的采访，侯孝贤一般都会避开自己“追随商业”的这段历史。
而改变侯孝贤，甚至可以说改变整个亚洲影坛面貌的一年，正是1983年的一部横空出世的电影——《风柜来的人》。
当时，台湾地区电影“新浪潮”运动如火如荼。其中成员有编剧如吴念真，独立影评人如焦雄屏、黄建业和陈国富，以及一些新导演如杨德昌、万仁和侯孝贤等。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电影。其他成员多数有留学经历，对世界电影的潮流和佳作如数家珍，一些新的电影理念、技法、语言等经常吓到侯孝贤。
在他们面前，侯孝贤就像个亟需补课的学生，更像是他自述的，“我就是另类。一个人，就是我，没有同类。”
正在筹拍《风柜来的人》的侯孝贤一度陷入困惑，甚至烦恼到“我现在不会拍了”。恰好，此前与他合作的编剧朱天文，拿着一本书找上了侯孝贤。她的初心是希望侯孝贤不要被那些知识分子的讨论所征服，要珍视自己来自大地的创作视角。
作家朱天文，2010年，图据视觉中国
没想到，这本书“拯救”了侯孝贤。看了这本书后，侯孝贤写下笔记：
“我感觉到作者的观点，不是批判，不是悲伤，其实是种更深沉的悲伤。作者看人看事不会专在某一个角度去挖、去批判，那些人的生生死死在他的文字里是很正常的事，都是阳光底下的事。”
这本书叫《从文自传》，作者正是沈从文。
侯孝贤将沈从文的人生态度投射在电影语言技法上。他自觉地要求他的摄影师“远一点，冷一点”。于是，从《风柜来的人》起，侯孝贤开始有意识地采用长镜头、大远景、固定机位的方式，记录下那些如迷途羔羊般的青年们，如何在大都市中伤逝青春，彷徨如梦，让观众沉浸到生活本身。
而这种美学逐渐成为他的创作风格，即对于日常生活真实性的追求。他拒绝好莱坞式的电影情节。有时，在他的电影里，观众甚至看不到明显的戏剧冲突。
这就像沈从文，他逃离家庭，漫游中国，对水木花草和民俗人情体察入微，历尽时代的风浪荣辱，仍不失赤子之心，并且其审美在“战争、暴力和死亡”与“印象、日常和风景”之间，总是选择后者。比之于战乱纷纷的世界，他更信赖古老的、纯朴的、生机盎然的边城。
沈从文，1935年，图据IC
师法沈从文的侯孝贤，从《风柜来的人》到《恋恋风尘》，就统统剥离那些枯燥的理念，试图用复沓回旋的成长故事绵延出悠远的记忆印痕；到“悲情三部曲”，他又用深沉到近乎慈悲的笔触，以家族辛酸史、艺术家口述史、民众生活史，冷静而含蓄地重构一代人的历史记忆。而这些记忆，也终将如《边城》中的傩送一般，消逝于暮色四合的河滩，随流水寂灭于辽阔的天地。
事实上，侯孝贤的影像，总是习惯凝视铁路、山林、钟表、蝉声、水汽和海岛的风雨如晦……这些意象在长镜头的审视下，随自然嬗变，滋生出红尘之苍茫，生死之悲欢，以空寂的画面构造出时间的沉默和空间的雕琢，最终吐露出细微的情感流动与诗性的个体经历，却从不施加评判。一切种种，都可以称之为是沈从文的馈赠。
叁
何谓大师，只因那一帮震惊世界的学徒
写下《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的张新颖，大概是中国最懂沈从文的文学教授。他曾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已经明显可以看到《从文自传》的影子。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侯孝贤在多次访谈里一遍一遍地提沈从文，这是使他受益终身的东西，比简单的影响重要得多。”
张新颖还提到一个人，通过侯孝贤的电影，认识了沈从文，并且这个人的早期作品都“可以看到沈从文的影子”。他就是贾樟柯，侯孝贤的追随者，或者说伟大的学徒。
贾樟柯，2017年，图据视觉中国
1989年，《悲情城市》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时，19岁的贾樟柯在山西县城邮局门前的报摊上读到这条消息，从此记住了侯孝贤这个名字。
4年后，他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也因此见到了来此讲学的侯孝贤。“侯导将自己一套完整作品的拷贝捐赠给了北京电影学院，这让我一下有了盼头。”贾樟柯从此进入侯孝贤的光影世界，成为其“信徒”，甚至，他表示，《风柜来的人》对他有“救命之恩”。因为侯孝贤用一部在台湾拍的电影，竟准确地拍出了贾樟柯山西老家那些朋友的故事——这种震惊，旋即化为顿悟，“你看世界的态度就是你拍电影的方法”，贾樟柯带着这种认识，接连拍出《小武》《站台》《三峡好人》等名作，震惊世界影坛。
不仅贾樟柯如此，韩国著名导演李沧东曾说，“自己是个作家，从没想过与电影有何关联，直到看了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受到极大冲击，惊觉‘这个导演怎么可能知道我的秘密’，自此才开始接触电影。”
日本著名导演是枝裕和更是一部不落地看完“新浪潮”代表作品。当他看到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和《恋恋风尘》后，便体会到一种莫名的怀念，并感慨道，“这就是父亲讲过的风景啊。”他说，是侯孝贤和杨德昌让他有了拍电影的念头。
2023年，是枝裕和，图据视觉中国
此外，像导演许鞍华从不讳言自己学习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学了十几年；伊朗导演阿巴斯看完《戏梦人生》，惊叹道“岂止好，简直是厉害”；就连世界级导演黑泽明都说，“《戏梦人生》我看了四遍，拍得如此自然，我都没办法做到”。
这就是大师：作品已让自己不朽，还能深刻地影响后起之秀。哪怕《刺客聂隐娘》之后，我们再难看到侯孝贤的电影；他留下的那些佳作，以及那些闪耀在世界影坛的学徒们的作品，也足以让我们回味一生。
听友40479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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