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访谈嘉宾|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吕德文教授
九派访谈：关于小镇青年的置业观，您是怎么看的？
吕德文：最近十年的城镇化，主力就是80后新生代农民工。最近十年之所以有“小镇青年”这个概念是因为小城镇发展很快，尤其是县城，房地产都跟着发展起来了，消费的主力、买房的主力，就是新生代农民工，而买房的资金支持大多来自他们的父母。在城里有一套房，已经成了很大一部分农村地区找媳妇的“明规则”和“必选项”，要是城里面没房，基本就娶不到老婆。但是放在十年前，城里有套房，还可以说明家庭条件不错，是个“加分项”。
九派访谈：前不久很多地方出台政策，鼓励农民进城买房，例如推行房票安置、发放购房补贴等等，有些农民群体的顾虑是担心进城买了房之后，以后想回村也不去了，您如何看待他们这个“进”和“退”的顾虑？
吕德文：从我们现在的制度设计上来说，乡村的田和地都是留着的，回村是没问题的。进城和回村，“进可攻、退可守”的这种模式，制度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客观上来讲，现在实际是“只能进、不能退”，对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小镇青年来说，退回去从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人生失败，因为现在村庄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社会生活服务，它的功能已经不全了，回去可能连社会交往都没有了，连过一个日常的生活可能都没办法过，那只能是回去“隐居”，不能算是一个“社会人”了。这也是为什么小镇青年的“回乡”，只能回到小城镇而不能回到村子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过去，一个在城市闯荡的“失败者”回到村子里去还是能活得很舒服，而今天这样的人回到村子里去是生活不下去的，所以只能到零工市场这样的地方去。
九派访谈：您有文章提到，其实小镇青年有两种消费风格，一种是消费主义的，一种是消遣主义的，这两种不同的消费风格背后是怎样的因素在起作用呢？
吕德文：其实这种划分，不只适用于小镇青年，对于都市青年也是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人，不同的阶段或者不同的方面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消费风格，比如一个人在结婚之前，看到一个名牌手机，不管有没有能力他都要买，他就是受到那种符号和文化的影响；而结婚之后，可能就变得精打细算，有能力就消费，没能力就不追求那么“炫”，就有点消遣主义那种味道了。
不过现在的人，不管什么消费风格，也做不到像他们父辈那样的节俭、苛求自己的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比如第一代农民工，在城里打工，他们吃的、住的都很差，拼命赚钱然后把钱攒回去，对消费非常克制，基本上就不花钱，就像“苦行僧”。而新生代农民工，也是在城里面打工，但他们就不会去过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就算不存钱，他们也会去保证吃得好、穿得好，不一定是追求那种很“炫”的东西，但肯定是不会委屈自己。像这样，再进一步可能就会变成“消费主义”，不单单是不委屈自己，而是各方面都要“更好”。
消费特点不仅和代际特点有关，也和年龄、个人成长有关，随着年龄增长，有些人就是觉得家庭生活更舒适，有些东西他就不追求了、也不感兴趣了，再“炫”的东西已经不欣赏了，反而是“返璞归真”了，自然而然就觉得陪小孩玩一玩、跟老婆散散步等等这些是更值得自己去付出的地方。
总体来说，小镇青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的稳定，通常都会从消费主义转变成消遣主义。
九派访谈：现在的人再怎么“理性”和“节俭”，也都不会回到他们父辈那样的苦行僧式生活了，这是不是就代表一种观念的转变呢？
吕德文：这既是物质的变化也是观念的变化。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是全面小康了，生存问题已经解决了，他没有必要“苦行僧”，而过去是因为生存资源非常有限，需要克制和积攒去应对未来不确定的风险。现在的农民无论是自己的收入还是来自国家的保障，都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不会有那种“活不下去”的风险意识，这种风险也已经不存在了。
观念的变化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是完全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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