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我的北大情怀

李克强同志，1955年7月生，安徽定远人。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刻苦学习，追求进步。1974年3月起，在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197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1月至1978年3月任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曾任校学生会负责人。1982年2月起，李克强同志先后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

我的北大情怀

二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季节，在当时中国乡村一块极贫瘠的土地上，我开始准备参加高考，并由此和北京大学结缘。

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藏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这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

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

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的字样。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选择的权力，她并没有计较我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更难预料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从修本科，到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学生。在这段时间里，知识以所谓“爆炸”的速度扩展，知识的传播场所和手段日益多样化，但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考试来做北大的学生。从某种角度说，我来这里寻觅的不仅仅是知识，亦是为陶冶一种性情，修养一种学风。

北大的性情、学风，或者说是北大的精神，在北大的先生们身上表现得尤为典型。

1981年12月，李克强与北京大学老师及同学合影

记得我初留北大工作时，去参加校外的一次会议，住在西苑饭店，并和季羡林先生同住一室。季先生参加会议的态度很认真，不论大会小会，他总是准时参加，而且正襟危坐。

会上发言人离题的事常有发生，这时，季先生便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动。我抑制不住好奇，问季先生在做什么，季先生答道，这个时间可以用来复习外语单词。我想，季先生大概是在回忆他所研究的死文字。他显然是不愿意让看似零散的时间闲置。

当时我正翻译一部英国的法律专著，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我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只好打扰季先生，请他释难。季先生当即作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译。我一时还不理解他说的“先”字是什么意思。这天晚上，季先生没有在会上住。

第二天返回后，他又向我说明了这个词的来由，有几种含义，解释得近乎详尽。我不敢想象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做所为，实质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

执著地追求真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之见；崇尚真理而不图虚名，不注重所谓的体面与尊严，是北大的许多先生们所表现的一种精神，由这种精神修养成为一种性情，就有了为尊者不骄，待愚者不矜的风范。

我在读本科的时候，30年代曾留学英国的龚祥瑞先生向我们讲授英美法律课程。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开始涌动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

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他同时又以为，他的学生们，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给了我，并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

大概是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署有龚先生的名字。

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不严，相反，正基于此，先生要求学生掌握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更要懂得知识的分量，所求的应是真才实学，而不应是其他，或是虚幻的光环之类。

90年代初，我在职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北大对在职和在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几乎同样要求，尤其是在公共课方面，考试频频，即使是脱产学习，也已不轻松。而我边工作边攻读，又不停地应付考试，以致于疲劳过度，曾大病一场。

对此，学校的政策是，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考试，而这些考试恰恰是最需费力准备的。我只好在大病初愈后，再和许多比我小十岁之多的“同窗”们一起去应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给学生们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均等的。

当我写完博士论文，自觉尚可后，便请厉以宁先生准予进入答辩程序。厉先生当即开出了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但厉先生开出的这张名单中的人却都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家，甚至可以称为权威性人物。

厉先生说，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

就因为这张名单，我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之久。我由此亦体会到，教之严同样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真理的崇尚。

北大能拥有一大批第一流的学者在这里执教已属幸事。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向学生讲授知识，而且和学生们一起去用心体会真知的含义。从而使这座古老的学府可以保持其动人的风采。

作为一座学府，可珍贵之处并不在于外在的华美，甚至不在于对知识财富的占有，而在于其内在的力量，一种可以永久延续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会因知识更替而中断，因为它具有超越的价值，具有再造知识财富的能力。

对北大的传统体会尤深的自然是北大的那些先生们，他们在用身心进行着传授。于是这传统便被人格化了，表现为一种境界，一种品格。这种品格和境界经过时间的孕育，便衍生出一种气度，一种有容乃大的气度。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曾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并非是自然界独有的道理，海之所以为百川王者，因其善下之。以虚怀若谷的气度去对待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善待他人所具有的即使是些微的聪明才智，能不创造出辉煌吗？

北大的百年史是辉煌的，又是时生波澜的。但总有许多北大的先生们既置身其中，始终表现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又不失学者的心态，潜心探索着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未知。正是因为有他们，这座古老学府的精神与血脉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