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卷第3章《藩镇与专使》之二

第3章 《藩镇与专使》之二

地方权力的多元化

唐朝前期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汉朝类似，它把行政区划设得很小，以致没有哪个地域能够威胁国家的安定。最重要的管理层级是州，每个州大致拥有25650户、约14.68万人口的平均规模。州以下为县，平均人口大约是3万人。这些行政区的长官直接向帝国政府负责，并且在其职权内没有军事部队可供指挥。赋税送往中央政府，然后拨还足够满足地方需要的钱财。那时候不许地方官员任职于他原籍所在的州，因为家族纽带和个人联系会影响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即便如此，他们也会被定期调离，以防止形成个人的地方影响力。唐朝大部分时间里，在都城之外担任官职，即使是重要职位，也都会被认为是一种贬谪和放逐。

因此，地方管理的连续性依靠的并不是那些雄心勃勃的高层官员，而是那些很少离开当地的地位卑微的吏。这些人虽然官阶很低，但大部分日常行政事务是由他们来处理，而且他们具有丰富的地方知识，熟悉典章和地方惯例，因此他们是不可或缺的。这么说绝非夸张，因为法律和习俗的变化在唐代是相当大的因素。在很多地区，地方官甚至不能听懂他当地民众所说的方言，所以行政往往必须依靠他的吏来完成。

和吏相比，真正关心地方利益的是居住在州府城镇之外的强大农村地主家族，他们的社会网络不仅包括其他强有力的宗族，也包括小农、佃农和手工业者。州刺史通常只有一个57人的班底来治理14万人民，他不能不依赖这些大族的影响力在农村地区仲裁争端和维持秩序。因此，这些大族更能代表地方的利益，但他们一般并不因此而反对中央集权。

总之，整个唐朝地方制度的设计是防止任何地方权威的形成。只要唐朝政府保持有力的控制，制度就能运行如初。但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几年里，政府开始不仅在边境也在整个黄河平原设立藩镇。帝国被分成大约40个道，节度使被授予支配下属各州县的大权。藩镇成为被削弱的中央政府和州县当局之间的中间区划。

“安史之乱”后独立程度最高的是河北四镇。四镇节度使原来随安禄山叛乱，之后又掉过头来投降朝廷，因而被允许保留对自己部队的指挥权，并且统治大片土地。在775年，其中一位将领吞并了另一位，于是留下了“河北三镇”（即幽州、承德和魏博）。虽然这些以前的叛将接受了唐朝所赐的名号，并名义上对帝国政府效忠，但他们自己的领地如同独立的王国。他们任命自己的官吏，招募军队，征收赋税，并且试图通过相互之间的通婚固守家业。

河北地区的这种半独立状态建立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分离主义情绪之上。这一情绪可以追溯到7世纪90年代，当时藩镇曾被契丹攻占，并且持续数年遭到破坏性劫掠。而一些朝廷官员认为契丹的成功入侵部分是因为地方通敌，因此藩镇应为此负责，朝廷不应施以援手。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地方为此对朝廷怨恨极深。此外，这一地区在6世纪有大量契丹等部落民迁入，已经显著地“胡化”，更加降低了对唐朝的忠诚度。另外，不缴纳或是少缴纳给朝廷的赋税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因此地方上极少有人愿意支持唐朝统治的复兴。

在西部，关中的藩镇成为西北边疆对抗吐蕃人侵袭的前线，这里主要由几支禁军守御。这些小藩镇的节度使定期由军人充任，但临近首都、生产衰落、领地狭小等特征使他们无法像河北那样实现地方自治。再加上砍伐森林，风化，沙漠化等问题，大大削减了京城以西和以北可耕地的数量，以致这些军队如同都城一样，都需要依靠南方漕运的粮食来维持。

长期被节度使统管的地区还有东部的河南和山东半岛。后者由强大的平卢节度使控制，始终保持了军事割据的状态。而河南的位置处在东北部割据的藩镇与朝廷之间。这里没有易于防守的自然边界，而且都城的生命线——大运河也通过这里。因此，河南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唐朝廷通过驻扎大量卫戍部队努力保持对河南节度使的控制，但这些军队在8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反复发生兵变。

长江流域是不同类型的地方管理制度。大多数职务任命的权利不在节度使而在民政长官，其麾下的军队也往往只有象征意义。在这里任职的官员主要是暂时失宠但仍旧希望返回京城的职业文官。他们和唐初的州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个重要的差别：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他们统治着上百万民众，有权处置巨额的赋税。虽然这些官员常常以传统边塞诗的形式来哀叹自己的际遇，但他们其实有机会积累巨大的个人财富。在9世纪早期，一位自南方返回的官员几乎能买下整个长安的街坊。

由于朝廷完全依靠南方提供赋税收入或经济支持，因此，南方的地方长官成为能够对朝廷施加巨大经济压力的财政大员，正如北方的将军们可以施加军事压力一样。然而，与北方节度使最大的不同是，南方的地方长官都希望得到朝廷的任命，有朝一日能重新回到都城去任职。

军事地方主义和新的政治角色

藩镇和朝廷之间的权力争执，主要围绕税收分配和地方官员任命两个方面。州所收的赋税首先用来支付地方开支，剩余的上缴藩镇。节度使抽取他自己花费的部分，首先是供应他的士兵吃穿，然后把剩下的缴给朝廷。但即使是北方忠于朝廷的藩镇也几乎不缴赋税给朝廷，因为一切都被养军的额外开支消耗掉了。

然而，藩镇制度对于唐朝社会最大影响还不在于控制赋税，而是由军人开启了地方权力和招募官员的新模式。这一时期，军事职业生涯成了晋升的主要途径，军队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和社会群体。“安史之乱”前的几十年里，节度使大量招募长期服役的士兵，这些人很快成为职业兵。至少在河北和山东，士兵都已经是子承父业，世代相袭了。

军人向终身和世袭的职业化转变由于三个因素而成为可能：首先，内战把几十万农民赶出了土地，他们为部队招募提供了源泉。其次，农业技术的提高使农业生产对人力的需求降低了。最后，更多的人对沉重的赋税产生畏惧而倾慕于军事职业生涯。

作为专门职业化的群体，这些职业军人信奉的价值观与帝国旧精英的庶民理想相左。他们对于服从朝廷比服从节度使更有敌对情绪，当上缴京城的税款影响到士兵的生计时，经常引发兵变。历史记录显示，“安史之乱”和唐朝覆亡之间的150年里发生过200起由将领或节度使发起的兵变。节度使能否顺利继任通常要取决于军队是否支持。因此，在统治唐朝的世家大族消失之后，职业军人扮演了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这些人的利益和野心给当时的政治斗争赋予了更重要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军队里最后一个重要变化是以结义亲的方式确保将领和下属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所有的节度使和将帅都有如同个人警卫一样的亲兵，通常将领会收这些人为义子，赋予这个社会关系以权威和稳定性。收部属为义亲是中亚民族的传统做法，在分裂时期传进了北朝。这一现象在唐朝更加突出，因为唐朝皇室本来就与游牧民族有着文化和血缘上的联系。另外，宫廷中的宦官也有类似的习惯，依靠养子来维持权势的延续。因此，军队中的这种收养关系，也成为创造地方权力的基础。

晚唐军事权力并不限于节度使指挥下的职业军人。“安史之乱”以后，很多节度使在地方武装中招募农民。859年，地方政府首次为治安和防盗目的建立了地方土团，其性质和后来的团练类似。876年，这一模式被朝廷推广，此后，地方武装遍布中华大地。这些土团通常由地方精英组织，往往是由一名大地主来动员他的佃户和邻居组成。稍大一些的自卫力量出现在市镇，而更大的地方武装则出现在戍镇。他们经常会被吸收入藩镇节度使的军事体系。他们的将领甚至会兼任藩镇官员和地方统治者。他们扎根于地方社会，有雄心的人还借此介入到国家政权里去。

财政地方主义和新的政治角色

最后一个受到地方主义重大影响的，是晚唐财政管理方式的转变。“安史之乱”导致了空前的国家财政危机。国家不得不推进财政制度改革。这个改革的关键就是实施两税法和推行盐铁专卖。

一般北方的税收主要来自户部管理的两税法，而南方的税收主要来自盐铁使专卖食盐的收入。纵贯8世纪晚期和9世纪中期，这两个部门的管理者为帝国的财权而斗争，并以税收官吏作为地方权力和帝国影响力的基础。盐的专卖部门把控制权延伸到货币铸造、开矿、茶叶和其他商品税以及关税的征收。810年的一条法令确认了两个部门之间的财政分野，规定盐铁使也同时负责长江流域两税的征收。

盐铁使的下属机构不仅控制南方的财政管理，也对民事管理施加影响。这一新的机构独立于原来的户部，事实上是一个掌握着华南和华中地区国家财政的独立部门，几乎不受朝廷任何形式的控制。8世纪80年代，盐铁使开始处理长江三角洲富裕和生产发达地区的土地纠纷。巨大的财政资源再加上对充满活力的经济区的控制，这给朝廷带来的威胁甚至比北方节度使的威胁还要大。

786—787年间，藩镇节度使韩滉同时兼任了盐铁转运使，因此几乎成了一个有效控制长江下游地区的地方政府。对王朝而言幸运的是，韩滉于三个月后死亡，于是他的藩镇被分为几个较小的单元。然而，在8世纪90年代委任观察使兼任盐铁使的政策重新实行，在805年，他们当中的一位试图占据浙西藩镇作乱。他的图谋最终没有得逞，此后，政府始终小心翼翼地把财政职位与民事管理权分离。

正如新军事政策推动了军人的职业化，新财政政策也导致了财政官员的职业化。所有户部和参与控制盐铁专卖的官员依靠他们在财政上的经验步步攀升，户部尚书基本都是由曾经的盐铁转运使担任。因此，财政事务的履历和专门知识，而非科举考试成绩，成为新人在财政部门获得权势的重要途径。

这一职业化的趋势在藩镇层面上更加明显。除了职业化军官，节度使也把财政专家收进自己的幕府作为个人助手。盐铁使和户部也在地方建立机构，很多被录用的新职业化人员本来就是商人，他们都曾经在自身的商业活动经营中培养了处理账目和使用钱财的专业才能。因此，虽然南北方出现不同形式的地方政府，但它们都从地方社会招揽新人，开了从社会大规模选拔官员的先河，这在后来宋代唯才是用的政策下发展到了顶点。

唐朝地方主义导致新势力兴起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宦官招募模式的变化。朝廷上大多数宦官是来自今天福建、广东等南方边远省份家庭的孩子。其中很多，包括著名的高力士，据说都是非汉族的后裔。这个趋势在9世纪头几十年里更突出，当时很多宦官都有南方土著血统。因此，808年一篇科考应试文本攻击宦官统治时，大意这样说：“至于这些蛮夷之后和刑余之人，来自蛮荒之地，舍弃尊亲，甘为下役，君王宝贵的生命安全和军队的控制怎么能信任他们，还让他们在内充当最亲近的顾问，在外充当君王耳目？”

总之，节度使、财政机构、地方政府，甚至宦官群体，为按照传统的家世不能在朝廷任职的人们提供了入仕之路。这些科举制之外的新仕途，真正宣告了朝廷里贵族统治的结束。此后，从五代到宋朝头一百年里崛起的那些高度多元化的精英，其产生的根源就在晚唐。同时，后世通过联姻、结义亲和土地积累来构筑地方权力基础的行为，其源头也在于此。因此，从晚唐时代新兴势力的发展模式，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华帝国晚期将要蓬勃出现的新乡绅阶层的最初形式。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