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上海市委书记，1978年被开除党籍，1988年死于精神病院

河北唐县原本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即使用放大镜都未必能在地图上找到它的踪迹。但却因唐县曾是“古唐侯国”遗址，距离北京也仅有206公里的路程，所以绝对算得上河北地区的“文化名片”。正因为唐县是一座拥有文化底蕴和历史沉积的名城，所以这里曾走出过很多名人。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还曾出过一位上海市委书记，他就是土生土长的唐县人马天水。可惜的是在特殊时期，马天水成为了“四人帮”的党羽，最终死于精神病院。马天水曾用名马登年，1911年出生于河北唐县乡下。这里地处冀中平原，曾是数一数二的产粮基地。马家祖上世居于此并以务农为生，虽谈不上富裕但日子还过得去。马天水的父亲虽然也是一个庄稼汉，但更是一个有良知和爱国心的中国人。在那个战火纷飞、备受欺压的年代，马天水的父亲深刻地意识到，要想不受欺凌就一定要用文化武装自己。为此他下定决心把马天水送入新式学堂读书，在父亲的影响以及新式教育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下，马天水开始接触进步学生、书刊和革命思想。马天水读小学和中学期间，不仅学到了文化还打开了眼界，尤其是在思想方面更是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思想不断向革命靠拢，1927年16岁的马天水从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并在河北唐县、定县两地担任过长达十年的小学教员。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至1930年，马天水还曾加入过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唐县第七区分部委员。在此期间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国民党“真内战，假抗日”的丑恶嘴脸，为此毅然决然地退出了国民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20岁的马天水在面对日寇侵占东北，并进一步向关内扩张的野心时，深感落后就要挨打的痛苦。同年12月，20岁的马天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走上了一条抗日救国之路。马天水入党之后由于表现积极、工作成绩突出，再加上有文化、有思想，所以很快便受到了组织重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马天水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在晋察冀解放区工作期间，马天水一边参加抗日游击战争，一边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由于马天水有文化、头脑灵活，所以在抗战期间曾担任过唐县游击队领导人，以及三区区长、动员会主任等职务，同时还负责财经工作，还曾率领游击队多次伏击日军，为了扩大抗日武装队伍，不辞辛劳深入田间地头发动群众，无论任何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为此马天水也深受党组织的信任，从一个普通干部一路提干，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还曾担任过山西繁峙县委书记，以及冀晋五分区地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建国前夕马天水受组织委派“南下”，就任中共皖南地委副书记。可以说马天水投身革命之后，在我党优良作风的影响下，不仅在工作上有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而且无论遇到任何问题都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他经常深入到工作第一线，生活方面也十分俭朴，所以非常受组织器重，提拔速度也很快。新中国成立后马天水“主抓工业”管理和建设，尤其是在主管上海工业期间，更是做出了很多难能可贵的贡献。但是在“文革”开始后，马天水在张春桥等“四人帮”成员的策动下，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以至于站到了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从1956年7月开始，马天水便一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1967年在张春桥的操作下，马天水开始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至此马天水和“四人帮”成员沆瀣一气，1968年“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后，马天水更是“挺身而出”为张春桥说话。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期间，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极力支持下，“老马”又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喜从天降”的马天水赶紧“投桃报李”，为张、姚二人写了一封“感谢信”。1972年，“四人帮”骨干成员王洪文调回中央，马天水则成为了真正的“上海一把手”。1973年，毛主席决定重新启用邓小平主持工作，但马天水却在讨论会上大放厥词，对恢复邓小平职务十分不满。虽然一开始邓小平没有意识到马天水和“四人帮”之间的水有多深，但随后便识破了“老马”的真面目。1976年10月，被撕下面具的马天水开始接受隔离审查，1978年因“文革”中的罪行被开除党籍，同年马天水被查出患有“反应性精神病”。1981年12月，马天水“反革命”罪名成立，判刑之后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从1982年4月-1988年12月期间，马天水因患病被准许“取保候审”，并一直关押在精神病院。1988年12月，77岁的马天水因病在上海去世，结束了可悲、可叹的一生。相比于其他顽固的“四人帮”党羽而言，马天水并非依靠“造反”起家的政治暴发户。作为一个老同志、老革命，马天水对革命有不可抹杀的贡献，从这一点来看马天水确实有点可惜。但在特殊时期他没有坚守信仰和底线，蜕变成为一个损害国家利益的“反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注定要受到应有的惩罚和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