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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促进了“才女文化”的繁荣。其中最突出的是坊刻的兴起、读者大众群的出现、对情感的重新关注、女性教育的提倡、女性出游机会的增多及女子特性的重新定义等。《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和挖掘女性材料，重构了明末清初江南地区才女群体的社交、情感和智力世界。
曾几何时，明清妇女被封建礼教压迫的“受害者”形象一度深入人心。然而在美国学者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中，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才女群体却呈现出另一种鲜活、生动的面貌。这种面貌的重塑，主要有赖于作者对社会性别理论的运用以及对女性材料的挖掘与解读。
本书中译本由李志生教授翻译，2004年首次付梓并于2022年再版。本书长期以来被国内学界视为“业界必读书”；而十余年后的再版，也足以说明本书至今仍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及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是“闺塾师”？
本书的主标题为《闺塾师》，但书中直接讨论“闺塾师”的篇幅并不多。以“闺塾师”为名，是否存在以偏概全之嫌？
作为以教学为生的知识女性群体，闺塾师的足迹遍布于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也因此游走在儒家社会性别体系的边缘：一方面，她们的职业女性身份、“巡游”活动与社会声望，挑战了儒家社会性别体系的“三从”原则与所谓的“理想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她们却因文学才能得到社会一定程度的接纳，并反过来强化社会性别的区分。因此，身处在社会性别体系内外之“际”的闺塾师，恰恰成了观察儒家社会性别体系的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看到了这一体系的灵活与通融。
不仅如此，闺塾师出众的才华、所承担的传播女性文化的社会功能及其活动、交往空间的“自由”，使其能够在才女文化建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由此成为明末清初江南才女群体最为突出的代表。在此基础上，“闺塾师”得以具备了一重特殊的象征意义，正如作者在本书绪论中所阐明的那样：“所有出现在本书中的女性……都通过她们的作品，互相讲授着各自的人生际遇；通过一代一代对女性文学的传递，一如巡游的塾师，她们超越了闺阁的空间限制，从而经营出一种新的妇女文化与社会空间。”
作者借助“闺塾师”串联起本书的两个核心主题，即儒家社会性别体系与才女文化。而本书以《闺塾师》为题，不仅不是以偏概全，反而是我们充分理解研究对象的关键所在。
研究时段划分所展现的“大历史”
本书英文版的副标题为《17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中文版将副标题调整为《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从而改变了对研究时段、研究地域和研究对象的表述方式。笔者认为这一调整是极有意义的。
以“江南”“才女文化”取代“中国”“妇女与文化”，使得副标题中原本稍显笼统的研究地域与研究对象变得具体、清晰，且与本书内容形成精准对应。而相较于“17世纪”，“明末清初”的说法更加贴近国内学界以朝代名称标记研究时段的习惯。更为重要的是，“明末清初”的说法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本书在确定研究时段方面的特色——有别于国内学界长期习用的以朝代为限的分期方法，本书选择将“明末清初”视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单元。
当下，晚明社会的种种变化及其历史意义已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以17世纪为界划分中国历史的方式，也已被东西方许多学者采用。一方面，晚明社会变迁给江南才女群体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定然使她们的生活方式有别于前代妇女，所以本书将研究时段的起点置于这一时期，也就自然而然地将研究对象与前代妇女乃至才女群体区分开来；从这一角度而言，本书对社会经济、文化大背景的强调，实则体现出作者有意将性别史“更深地置于中国整体历史之中”的努力。另一方面，江南才女群体的活动与人生经历，也构成了这种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本书对这一时期江南才女群体的考察，也展示出晚明社会变局在社会性别领域内的一种具体面向。译者眼光之独到的副标题设计，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如此，于读者来说，本书也存在着一些小疑问。比如书中始终未能明确解释何以将清初作为研究时段的下限，而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群体，又何以与清代中期以降的妇女判然有别。这固然不失为本书的一丝遗憾，却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更深入的学术对话创造了可能。
女性材料与女性“声音”
本书之所以能够证明社会性别是中国性别史研究的一个有效范畴，其关键在于作者对“女性视角”的强调。本书对女性视角的展现则依托于女性材料——这类女性材料主要表现为女性作者所撰的诗文作品——意在从中找寻“女性自己的声音”。于是我们看到，正是从江南才女群体自撰的诗文以及其中颇具欣赏意味的词句间，作者对缠足现象及其承担的多种文化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而这种尝试在重新描摹明末清初江南才女群体形象的同时，也在史料挖掘与解读层面引发了新的思考。
其一是对新材料的开掘。出自女性作者之手的诗文是否确实表达了女性自己的声音，抑或是女性作者代入男性视角后的书写？在女性材料与女性视角之间是否仍存在着一道亟须跨越的鸿沟？在后续研究中，作者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并由此出发，逐渐转向物质文化史及身体史的研究，期望从文字之外发掘女性观点。作者的另一部著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即是这一转向的体现。
其二则在于对男性书写材料的重新解读。从留存情况来看，相较于明清时期女性材料的蔚为大观，中国古代史上其他朝代的女性材料可谓寥寥——在那些遥远的年代里，占据主流的其实是男性书写。从男性书写中探寻女性“声音”及其情感是否具有可行性？近年来，李志生教授对中国古代情感史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妇女自我感受的观察与解读，为回答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地探索。
作者在本书《再版自序》中不失风趣地写道：“如果书本是灵物，也同样服膺于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那曾经年少气盛的《闺塾师》，已然是个半老徐娘了。”然而，“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尽管作者的研究取向已发生变化，但对学术的执着追求依然如故；而作为中国古代性别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本书带给我们的思考也将在不断深入的阅读中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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