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经济怎么干？怎么走？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如何理解、概括中国当下的宏观经济，其问题和成因在哪里？这是目前社会关心的问题之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观点摘要如下。
【采访/观察者网 王慧】
一、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概括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
张军：对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来说，一旦在短期内遭遇危机或受到外部冲击，经济多半会出现负增长，我们可以称之为“衰退”。衰退现象如果较长时期得不到扭转，就可能演变成了所谓的“萧条”。
三十年前，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在实施了激进的休克疗法之后，经济产出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变化曲线很像L。所以那个时候一些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定义成“L型”的衰退。
可是我们看中国，到现在每年还有5%-6%左右的经济增长，这不能称为衰退。跟10年前比，我们的GDP增速是下来了的，但不是剧烈的，而是缓慢的。
因此，在我们这里，“L型”的说法不过是表示增速放缓的趋势而已。至于今天5%左右的增长，那也是因为疫情拉下来的。三年前中国经济每年有高于6%的增长，应该说大致符合我们的预期。
至于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速从高位出现回落，形成“L型”的放缓走势，看上去跟政府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总是不断刺激投资有关，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么做的理由，这些理由是否令人信服。
如果不是意识到试图再去维持高的增速要付出的代价，以及会造成的难以承受的金融风险，恐怕很难想象政府会改变之前的做法。
2023年11月9日，在重庆长寿区，长江上游陆海新通道物流节点之一的重庆化工码头，集装箱船舶在码头进行装卸作业。
根据这些年的观察和思考，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看到的增速放缓有一定的必然性，不能简单地用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来认识，甚至把它理解为是缺乏足够干预总需求造成的。这些年来，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有其深刻的原因。
至于PPI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负增长，CPI低位运行，这些与其说是需求不足的表现，不如说它们是经济出现放缓的结果，特别是这三年的疫情影响很大。
其实，增速出现“L型”放缓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几乎所有东亚高增长经济体的一个典型现象。
不过，如果我们习惯地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眼光来看这个现象，它就显得非常不典型。如果我们真的要套用总需求-总供给的概念框架来看问题，可以说出现增速持续放缓，无非是总供给的增加快于了总需求。
我记得2003年冬，林毅夫教授在主旨演讲中就用我上面提到的类似概念讨论过类似的话题，那几年宏观上我们也出现了适度紧缩的情形，但GDP依然还有略高于8%的增长，尽管比之前超过10%的增长已经明显放缓了。
现在跟20年前不同的地方是，这次我们的放缓出现了一个“长尾现象”，不再能回到之前。东亚几个经济体当年也是这样的，增长曲线下降到了一个新的平台。原因是今天的潜在增长率下来了，比那时候低多了。只要观察今天投资的机会大不如从前就可以判断了。所以说今天没有太多的机会实现U型反转。
二、增速放缓的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是需要去研究、去解释的？
张军：在我看来，具体的增速数字可能并不那么重要，短期来说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说明问题，要关注的是，中长期来看它确实在放缓了。
这个放缓是个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下行周期现象，所以我不认为这就是单纯的需求收缩或所谓“三驾马车”的问题。当然，经济在过去三年疫情冲击之下下来的更多了，那要另当别论。
东亚经济和我们一样，增速放缓就是下一个台阶，是个趋势。过去高增长时期的一些条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难以再支持我们有那么高的潜在增长率。至于未来这个底部在哪，取决于潜力有多大，还有潜力释放的条件是否具备等等，这个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而且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简单地说就是，接下来我们如何确保总体生产率的合理增长，这个非常重要。至于现在能否达到6%或稍高点的增长速度，我认为是可能的，因为疫情之前我们的经济增速高于6%，如果我们有条件让经济恢复的更好，应该可以延续之前的趋势。现在的问题是，接下来几年不能让生产率掉下去，拉低潜在增长率。
如果你最近关注经济学家的研究论文，你会注意到，08年之后，我们的生产率增长确实转入放缓阶段，明显的放缓。一些研究还证实，生产率的这个放缓模式基本上是高投资推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结果。当然，这个判断不是针对个别年份的GDP增速数据而言，而是指一个趋势。
有些人难免会说，生产率放缓是个全球现象，现在全世界的生产率都有所放缓：
一方面新技术的出现依然没有摆脱“索洛悖论”；
另一方面，随着一段时间新技术的不断普及，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活动也进入到一个平台期，生产率增长的势头会出现一个脉冲式的放缓。
不过，中国的生产率放缓除了技术性放缓之外，资本分配方面长期存在的低效率问题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在这方面，很多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经济被资本分配的低效率和资源错配问题困扰很久了，只是短期的繁荣会掩盖掉实质的问题，我们不容易看到。
你想一下，投资刺激的繁荣会鼓励很多贷款分配到许多生产率低下的基建项目，甚至那些没有实质性生产率增长的项目也会上马。而且，越到基层，好像这个问题会越严重。
2023年12月13日，浙江金华一生产车间内，各条流水线开足马力，工人们正抢抓时间赶制年末保温杯订单。
三、是不是因为看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太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警觉，因此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即不得不踩刹车，治理整顿金融？
张军：治理整顿金融过去也多次有过，是我们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因为过度投资的问题会在金融领域积累巨大的风险，所以往往也很容易提醒高层去注意宏观经济的问题。
但如果你看2015年中央高层的表态就会发现，高层可能接受了一个跟之前不同的判断，认为我们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需要修正它，于是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想法。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这一转变显然说明，高层也认为我们在那之前几年的经济放缓不是单纯周期性的，而可能是结构性的。在那个阶段调低大家的增长预期，不鼓励追逐高速度也是给市场的一个重要信号。2016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的长篇访谈，里面明确表达了中央对于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决心。
当然这个在经济学界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大家对于如何转变增长模式没有一致的看法。是不是必须用行政干预的做法来限制那些传统的经济活动和投资活动？这个确实非常复杂，理论上说，市场化是克服资本分配的低效率和错配问题的根本出路，而那时候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实现突破。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句，201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新常态”，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注意到高层似乎逐步接受了这样的叙事，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虽然增速会慢一些，但认为只要能致力于培养新动能，我们的经济还是会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这在高层是个共识。
我认为高层确实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定力，也确实在按这个逻辑进行全方面的政策调整。这一点一直到今天都好像没有改变过。但同样，问题在于市场化做得不够，没有成为结构调整的决定性力量。为了向新动能转换，国家反而加强了产业政策的干预。这个值得高度关注，我担心到后面会造成新一轮的棘手问题。
比如，这些年，我们的很多领域依然出现过度投资现象，像光伏产业以及现在的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绿色双碳和储能等，都可能产生过多产能。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或干预了资源配置，这是个问题。
任何一个领域，一旦被发现成为热点，政府会引导市场加大对该领域的投资，短期内会吸引大量资本进入，产能的积累速度非常快。而过度的产能最终将导致行业盈利能力、研发能力和和投资回报的整体恶化，并且给银行形成巨大债务。
所以，有可能是，虽然我们限制了对传统领域的过多投资，但新动能领域的产能过剩依然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2023年12月6日，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满载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货运列车驶出赣州国际陆港。
四、余永定最近说，产能过剩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产业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从总量上看，只存在总需求不足问题，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或只存在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十来年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而不是“产能过剩”。
对于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张军：其实我的认识在前面说得够多了。表面上看，需求不足与供给过剩无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但其实经济学的含义并不相同。而且，我认为也没有必要过分强调是短期的总量问题还是长期的结构问题，中国经济的问题多半都是长期的。
如果我们已经存在无效产能过多和资本回报率恶化的情况，政策上更多刺激投资需求就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无效产能的累积，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至于现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撇开疫情这三年的突发情况，中国的GDP增速还是在6%左右，名义增速也有8%左右，应该说跟我们的预期相差是不大的。
何况我们这些年，包括今年以来，投放到经济中的货币量，无论总量还是增量都还是相当大的，增速明显高于名义GDP的增长。水是不少的，政策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紧，但稳经济的压力还是在的。
所以，恐怕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要不要进一步放水刺激基建投资，而是要高度关注怎么改善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趋势。这方面我们需要改进的太多。
往前看，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注重去解决体制性的问题，不是更多依赖市场化来克服资本分配方面的低效率问题，投资浪费和错配的问题就会继续困扰我们的经济，要稳住潜在增长率恐怕很难。
我几年前就表达过“放水不如放权”这样的看法，放权就是要减少产业政策的干预，很多事情要依赖市场来做，提高很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经济才会慢慢恢复活力。这些年的宏观政策总体上是遵循了对需求的温和刺激，确保基本的就业创造和短期GDP增速不滑出我们的预期太多。
我非常理解宏观经济管理当局的用意，我们现在经济中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很大，挑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方面保持稳健是对的，不必冒超调和波动的风险。
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解决结构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方面尽快形成共识，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外推我们的可能性边界，更好释放我们的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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