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刘的发言赢得七千人大会满堂喝彩，如今看，我们更错怪了教员

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发生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这次危机也就是新中国史上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又叫“三年困难时期”。

中央没有回避问题和困难，为了解决问题，克服困难，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中央、各省、地、县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重要厂矿和军队的负责干部7118人参会，史称“七千人大会”。

这次大会共分为2个阶段，1月11日至29日是第一阶段，在刘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后，大家进行讨论和提意见。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修改报告，刘进行补充说明。

1月29日至2月7日是第二阶段，许多领导人发扬民主作风，带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教员于1月30日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会后，书面报告再次进行修改补充，形成第三稿。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七千人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事实上，会后我们在经济和政治上进行了调整和改革，逐渐摆脱了低迷。老人家的自我反省和党内民主激发了党员和民众的热情，促使他们积极参与问题解决。

由于许多人是第一次到北京开会，当老人家出现在会场后，许多生平第一次见到老人家的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使用热烈的掌声表达热爱之情。

老人家宣布会议开幕后，刘开始作报告，刘没有看书面报告，他几乎是脱稿讲话，纷繁复杂的数据从他口中准确说出。

他先是指出面临的困难，客观地说出了全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然后分析原因后，大胆做出了一个结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大家听到这句话后，起初的反应是震惊，会场瞬间仿佛静止了，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了足足10分钟，连服务员都十分好奇是怎么一回事，忍不住偷偷跑到会场一探究竟。

客观地说，刘的发言确实精彩且振奋人心，如果没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和超乎常人的胆略，是说不出这个结论的。

当他的讲话被传递到下面后，有人评价，“刘把人心都拨热了”。刘的发言，表明了中央不虚伪、不粉饰，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听到国家真实的情况后，不仅没有让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泄气，反而增强了大家团结一心，战胜困难的勇气。

这是一次成功的盛会。然而，多少年来，一些公知们却拿来“西方的意识形态”对当时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贴上“左”的标签，误导许多人错怪老人家，险恶用心可见一斑。

如果我们真实了解那段历史，就会发现从郑州会议到七千人大会，我们一直在纠“左”，公知们却偏偏非要说是“左”的指导思想一直在指导实际工作。

其实，详细了解那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伟大，面临的情况是异常复杂和困难。

当时，急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粮食短缺和思想混乱。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思想混乱问题。当时在干部当中存在着“左”和“右”的思潮，教员希望干部们积极主动干事业，但也不希望为此向群众们施压强制，瞎指挥，因为这样做就违背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衷。

社会主义建设就像一辆马车，人民群众就像拉车的马，地方干部就像赶车的马夫，一些马夫拼命赶车，却不断鞭打拉车的马，而另一些马夫喊着车上的货太重，拉不动就不要拉了。这两种马夫都不是好马夫，第一种马夫就是所谓的“左”，第二种马夫就是所谓的“右”。

教员对“左”和“右”都不赞成，因为两种思潮都无法顺利解决粮食征购问题，这关乎亿万人的吃饭问题，马虎不得。

3年困难时期，一方面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一方面则是地方干部瞎指挥的因素。为了解决粮食征购和调配的问题，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找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商量解决问题。

教员认为，地委书记要靠县委书记推动“三农”工作，干脆将各级书记召集在一起，讨论困难，解决问题，于是就有了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

教员从1959年4月以后就不在一线指挥了，退居二线了，按理说，很多问题与他关系不大，但教员说“三面红旗”的大政方针是他在一线定下来的，所以，他要负责任。教员做了自我批评后，为了给大家卸下思想包袱，还十分诚恳说了一番话：

“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为了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最大程度维护团结，教员表示不要追究地方干部及相关高级干部的责任。他还给大家指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首先，他指出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他指出瞎指挥就是因为广大干部脱离群众和实际造成的，第一书记的意见成了当地的政策指示，他强调民主不仅要在干部之间实行，更要面向群众开展。

实际上，老人家其实告诉了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方法，是先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收集群众的意见，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问题的关键，再由干部集体讨论研究，最终形成统一决策，然后再反过来告知群众，我们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现在准备这么干，大家看能否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其次，老人家指出阶级问题。他主张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因为这两个都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要注意那些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人。

再次，教员指出三年困难时期的乱象，主要就是干部们的三个原因造成：一不下去做调查研究，二不借鉴苏联已有的成功经验，三不听专业领域的专家意见。

还有就是认知的问题。教员指出干部们要学会动态看待问题。他指出要学习苏联以前的成功经验，但是后来被修正主义篡权，有些校验和做法就不能照搬照抄了，我们要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最后，教员强调一定要注意团结。他认为必须要让干部，尤其是人民群众能够充分发表意见，不能打击报复。他特别强调，不能随意捕杀，不能给别人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

对犯过错的同志，他主张要采取宽容、宽大的政策，有意愿、有能力的，要让他们继续工作，发扬民主团结的精神，最终要达到统一思想。

教员主张之前的错误处理的情况，可以平反，可以赔礼道歉。当时的一线领导在会上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不能”，原因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当然了，这个“原因”的历史背景十分复杂，牵涉到中苏关系的变迁，彭在对外交往中的一些事情，总之，就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但绝不是某一个人的故意为之。

公知们一味信奉西方教科书上的说辞和逻辑，认为是领导们强调主观意志，违背经济规律，是造成当时国民经济上不去的原因。

按照公知们的认知，当时困难时期就应该解散人民公社，让市场来决定出路。殊不知，公知们一贯都是嘴上功夫厉害，拉到实事上一筹莫展。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外部苏联逼迫我们还外债，帝国主义严密封锁我们，我们内部财政赤字，既没有外援，也没有资本，既不能进口，也不能出口。我们只能靠自己自力更生，但是我们当时真的是很穷。

虽然很穷，但是当时从上到下，没有任何人想“躺平”，也没有任何人想回到以前任人宰割和欺辱的日子，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民众，都愿意“站起来”有骨气、有尊严地活着。

所以，我们才愿意勒紧裤腰带支撑“两弹一星”的研究投入；牺牲农业加速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维持住苏联因为抗美援朝给我们的军重装备线；组织群众修建8万多座水库；供养赤脚医生来进行农村合作医疗……

如果按照利己主义者公知们的误导，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市场经济，任由个人主义泛滥，让市场来调配资源。

且不说穷得叮当响的新中国能不能快速地就过上“诗与远方”的日子，一盘散沙的情况下，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将无法完成任何一项伟大创举，也就不会有后来改革开放的辉煌。

另外，外部强国也会趁机扑上来，我们哪还会有太平日子，今天的幸福也将不复存在。

人民公社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集中所有力量才能办大事，才能奠定发展的坚实基础。教员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治国理政智慧是远超我们普通人，公知们的认知是非奸即坏，我们更应该警醒才对！

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致敬，向伟大的教员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