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EO凯飒：股东价值不应该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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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CEO凯飒在世界经济论坛网站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世界在变，企业该如何应变？

尽管我们只是初察端倪，但有一点已非常清晰：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剧烈的一次变革。虽然前几次工业革命影响不乏深远，但它们从未释放出如此巨大的变革的力量。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人类活动的每个角落：我们如何生产制造、如何利用地球资源、如何相互沟通交流、如何学习、如何工作、如何治理以及如何开展业务。它所影响的规模、发展的速度和涉及的范围都是史无前例的。

不妨回想一下，十年前，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但现在，谁会不带手机就出门呢？

仅仅几十年前，还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地点的计算机能够连接到互联网。今天，几乎每个人都能连接到遍布全球的网络，访问人类创造出来的最浩瀚的信息知识库。

巨大的力量带来巨大的风险。诚然，成败与否，事关重大。如果变革成功，数字化将使2050年居住在地球上的近100亿人口获益匪浅。但若变革失败，社会将会分化成赢家和输家两大阵营，社会动荡和无政府状态将会加剧，将社会和团体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将被瓦解，人们将不再相信政府有能力实现法治和保障安全的使命。

这就是为什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并不只关乎技术或商业本身，而是关乎整个社会。当计算机打败最强的人类围棋选手，当机器人开始编写文本，当机器之间可以“交谈”，这一切变得如此令人着迷。但是，这一切都是基于人类定义算法来控制机器，而非相反。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我们现在正在编写的程序将改变我们共同的未来。

这正在制造业成为现实。我们所谓的工业4.0让生产企业创造出基于整个制造环境的“数字化双胞胎”——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展示厅到服务。生产企业可以在制造第一个实体原型、建造产线和开始实际生产之前在虚拟环境中设计、模拟并测试复杂的产品。

软件帮助优化每步流程和每项任务，无论是由人类还是机器去执行。一旦一切都在虚拟世界成功运转，那么其结果可以转化到实体世界，转化到机器，最终结果将反馈到虚拟世界，完成整个闭环。

这种虚拟和现实世界的无缝集成即所谓的信息物理系统——这是我们当下所见的巨大的进步。它让产业界目前已有的一切都显得黯然失色。正如之前几次工业革命一样，只是此次范围更大，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削减上百万个工作岗位，但同时又将创造出上百万个新的岗位。由于制造业占全球贸易的70%，借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话来说，这的确关乎“国富”（"the wealth of nations"）。那么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让尽可能多人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获益呢？

首先，我们可以以史为鉴，为包容性社会奠定概念基础。20世纪中叶，像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穆勒-阿尔马克（Alfred Müller-Armack）这样的思想领袖提出了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这就是德国受用至今的成功模式。

他预见到一个旨在“将自由市场原则和对经济繁荣公平分配的原则结合起来”的开放的社会。这一愿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贴近今天的现实，因为它指明了向包容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模式前进的道路。我认为实现包容性的下一步是在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方面大大提高企业标准。

不同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理念，企业的责任不应该只在于企业本身。股东价值不应该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相反，我们应该让相关者利益，甚至是社会价值成为衡量企业业绩的准绳。

今天，利益相关者——包括客户、股东、供应商、员工、政治领袖和整个社会——有理由期待企业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比如保护环境、为社会公平而努力、救助难民、培训和教育工人。企业责任应该是为社会创造价值。这也是西门子所倡导的理念（"business to society"）。

其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我们需要在培训和教育方面进行同步革命。在这里，政府和企业必须联手为工人提供参与数字化经济所需要的技能和资质认证，比如，使其能够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如果劳动者终其一生都无法跟上知识进步的脚步，那么上百万的新工作由谁来做？

第三，我们必须鼓励创新和适应能力。数字化在过去已经证明了其颠覆能力，它已经让整个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经常听到“互联网去中介化”（"The internet cuts out the middleman"）。数字化技术让全新的商业模式成为可能，现在我们看到它正带来新的社会模式，其中之一就是共享经济。它挑战我们对于经济秩序的一项基本认知：财产的显著角色。不管你认为这是好是坏，它都是现实。

第四，作为领导者，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来解决棘手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有很多。

我们如何保证那些因为机器而失业的人的未来生活？我们是否需要有保障的基本收入？我们是否应该对软件和机器人征税？提供全球IT平台的公司是否需要遵守各个国家的规章制度？如果是的话，该如何执行？个人在数字化时代应该享有怎样的自由和权利？

这些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棘手的问题。而且我不认为思慕所谓的“美好的昔日时光”会得出好答案。波兰社会学家兼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他的著作《逆转》（Retrotopia）中认为，许多人对建立未来社会这一想法彻底失去了信心，转而追寻往昔，虽然时移世易，但仍然心存向往。

相反，我们应该心怀期待，认清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遇与风险，而后卷起袖子，为我们和后代找到真正行之有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