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经济在企稳回升中展现出韧性和活力。高盛最新全球宏观经济研究报告指出，到2023年底，中国内需的全面复苏将推动全球GDP增长约1%。这一增长动力还将延续至2024年。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花旗、瑞银等多家国际机构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2024年，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如何在疲弱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踏浪前行？红星资本局推出《复苏——经济学家看2024》，对话国内多位知名专家学者，探寻2024年中国经济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之路。
复苏——经济学家看2024⑩
本期专家：管清友，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新年伊始之际，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接受了红星资本局的专访。对于2024年经济形势，管清友认为，2024年相比2023年情况有很多改善，但是总体要习惯于4%-5%的增速阶段。
管清友告诉红星资本局，目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处在新的动能逐渐起来，但新的动能还比较弱，旧的动能往下走的过程中。在此背景下，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出现两个特点：一方面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非常快，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普惠性越来越差了。
管清友认为，这个新旧动能的转换过程可能时间比较长，也遇到了很多新的情况。但中国有自己天然的优势，相信中国在这一轮科技竞争和产业升级中，能够真正跑出来，实现技术进步，创造更好的资本市场，从而真正惠及更多人。
红星资本局：去年中国经济实现企稳回升向好，进入新的一年，您认为2024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如何？
管清友：根据我们的测算，2024年的潜在增长率仍在5%以上。
整个计算过程考虑了几方面，一是2023年至2035年16-59岁劳动适龄人口数，根据历史数据计算劳动适龄人口与就业人口的比例关系得出就业人数；二是2023-2025年、2026-2030年、2031-2035年，资本存量增速每年分别下降0.5、0.4和0.3个百分点；第三假设2023-2025年、2026-2030年、2031-2035年每年的人力资本增速比上一年分别增加0.08、0.05和0.03个百分点；第四，2023-2025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每年增加0.1个百分点，2026-2030年期间，从每年增加0.05个百分点下降到0.01个百分点，2031-2035年期间，每年增加0.01个百分点。
在这样的基准假设下，我们预测到2024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5.31%。
202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大概率会定在4.5%-5.0%。主要是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持谨慎，并考虑了需求下降导致通货紧缩的可能。中国需要强有力的信号来重振市场信心，5.0%的硬性目标似乎并不简单。
红星资本局：如果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对消费、投资、出口的增长要求是什么？
管清友：在中性假设之下，我们测算，我国经济要实现4.5%-5.0%的增长，需要全年出口总额增速最好要达到2.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6.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达到5.5%以上。
这一目标完成难度仍然不小，对2024年的宏观政策是一大考验，可能除了3.5%以上的赤字率外，货币政策也应该给予支持。
红星资本局：刚才你讲到，要实现5%的硬性目标可能并不简单，为什么这样判断？当前中国经济都面临哪些挑战？
管清友：主要有三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国际环境从和平与发展，到竞争与博弈。国际环境的变化对科创生态、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到应用场景扩展，都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
我们生活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国际环境中，正值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变化不容忽视，这种结构性变化表现为双方为缓和分歧和挑战做出了努力。
从历史经验来看，1960-1990年期间，美国和日本出现多回合贸易摩擦，日本也曾经一度达到美国GDP的70%。然而半导体等优势产业的发展被遏制，日本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逐渐丧失。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离不开地方政府、协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产学研”的模式在其他国家极其少见。这是中国科创的优势，但是我们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产业政策在推动技术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衡量政府干预的度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产业政策的作用，但也不能完全依赖产业政策。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需要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第三个挑战是居民心态与经济预期的变化。
从居民资产端来看，房地产基本面下行对居民资产负债表有一定伤害。越来越多人选择佛系和躺平，不再追求买房、买车、生娃等传统价值观。这种变化背后有多种原因，其中包括老龄化的挑战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等。
对于科技企业而言，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机会。随着人们对生活方式的追求发生变化，新的需求也在不断涌现。科技企业需要紧跟趋势，了解新的需求，并提供新的供给来满足这些需求。
红星资本局：你也讲到，中国经济有自己天然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管清友：中国经济有三大优势。
首先，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下沉市场仍可挖掘，企业市场发展仍有余量。未来，下沉市场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潜能，尤其是当下中国进入内循环阶段，开发国内潜在市场势在必行。企业应根据自身定位和未来发展战略来选择是否进军下沉市场。
其次，中国总体仍处于一种“中欲望”状态。世界经济整体上已经从高增长、低通胀、低波动转向低增长、高波动、高通胀，但中国市场依然最大，商业机会依然最多。中国社会正在从高欲望社会转向中欲望社会，并不会和日本一样迅速进入“低欲望”社会。
第三，中国的工业类目更全，可以承接全球市场。中国拥有比日本更全的工业类目，具有先天出海优势。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年轻一代普遍具有全球化视野。
我乐观地估计，在新的贸易格局中，因为中国经济的韧性、中国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以及我们产业升级的能力，在出口方面会形成一个日韩等高技术密集型零部件、中国的中低技术零部件和设备、东南亚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装配、欧美等地区消费的新全球贸易格局。
现在我们在赛跑，一方面是产业升级的速度，另一方面是产业转移到外地的速度。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应该说是长期因素加短期因素，例如刚才讲到的产业升级、自主创新等。
总体而言，目前共识比较高的就是技术的创新，从而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带动消费经济增长，这还有赖于包括收入分配改革、资产改革等等一系列的改革。
红星资本局：现阶段很多中国企业面对挑战，有的选择走出去，迎接新一轮全球化，有的在熟悉市场遇到了新问题。能给企业一些建议吗？
管清友：过去这些年中国企业积累了产业、资本、企业管理经验等比较好的基础，对于未来还是应该要有信心的，要看到这些大的趋势，练好内功，无论是国际国内市场的拓展，还是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的创新，重新去迎接新一轮的全球化。
当然，当前内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比如产能过剩、大国关系调整等，在这种环境下要实现升级转型是极不容易的。
随着大量企业顺应全球化的趋势“走出去”，支付、外汇、监管等一整套服务的需求也会提升，在下一轮数字化转型和全球化趋势下，金融业大有可为。
同时，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推动企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手段。要注意，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下一步，政府层面、金融监管、行业管理等层面，可能都要实施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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