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人对灾难负责？

大家好，我是老古。
人为的灾难，这个世界上天天在发生，比如战争。
还有更大规模的经济灾难，比如由于管制引发的贫困，由于阻断贸易引发的财富损失，由超发货币制造的经济灾难。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现象，没有人会为灾难负责。
我就不举中国的例子，因为太过敏感，但是，道理是一致的。比如，俄乌战争，谁要为战争负责呢？有人说是普京，有人说是泽连斯基，有人说是拜登。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们不是合格的责任主体，他们也负不了这个责。在人际纠纷中，如果一个人开车撞了个人，他是要负责的，这个负责是指在财产权范围内他要赔偿对方的损失。那俄乌战争已经打死至少几十万人了，如果追究战争责任，随便把哪个政客的命拿去，能负得了这个责吗？他们根本就不存在负责的能力，怎么可能负责。光是为了战争导致的税款支出都是千亿万亿了，死了几十万人了，这几个政客的个人的财产和生命能承担这种后果吗？不能。打死他们，也负不了这个责。
不管你事后怎么处理，百万人的伤亡、几千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就是消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没有人可能对这种损失负责，也不可能进行赔偿。
我再举一个例子。
假设你是个富豪，你有一座别墅，别墅里有着各种贵重的艺术品和大量的黄金，你要出远门了，你在大街上请了一个乞丐来帮你看家，结果回家一看，东西全丢了，乞丐根本没有任何财产，他能负责吗？我是这个富豪的话，我一定请一家全国知名的安保公司来干这件事，原因不仅是因为对方安防技术更好，而是因为如果出现财产丢失，对方赔得起，也就是说，对方有这个能力负责。
所以，政客们首先不是一个合格的责任者。那么，灾难的责任是谁的呢？比如俄乌两国民众中都有好战分子，他们在舆论中鼓噪皇俄主义或乌克兰民族主义，主张与另一国进行更加激烈的对抗。
你能说，责任是他们的吗？不能。
在所谓言论自由的政治正确中，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不正是应然之举吗？他哪有错？他们手里又没有权力，他们又不能号令军队，发生了战争 ，他们凭什么负责呢？不过是说两句话罢了。
而政客们会说，我作为政客，不就是要迎合民意吗？既然大俄罗斯主义舆论在俄罗斯声音这么大，那么，我迎合民意哪有错，你们要强硬 ，我就强硬 ，你们要战，我就战。
最后死了人，消灭了财富，你怎么能说责任是我的呢？你看，政客们也在撇清责任。这样的事，在经济政策中就更为常见了。
比如，中国不少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热衷于鼓噪各种福利主义、分配政策、干预主义，积极在舆论上发言，甚至成为专家，在各种会议和舆论聚光灯下发言。
如果这些政策引发了灾难，他们哪有后果？很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们的收入来源于税款，不管你经济搞得怎么样，我的钱能少发一分吗？
既然言论无代价，那我只要多说照顾弱势的言论，容易收获名声啊，你没看群众们都在说，这才是人民的专家。
当舆论被鼓动起来时，政策按舆论走时，政客们也认为，我就是按民意办的事啊，至于后果，怎么能叫我承担呢？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为战争、错误的经济政策引发的后果承担责任。
他与普通人之间的人际纠纷完全不同，一个罪犯抢劫了他人，哪怕他挥霍一空了，但被伤害者依然可以在法律上向其追责，要求他一生的产出都用于赔偿受害者。
即使是一些偶发案例，比如，杀人了，人的生命无法挽回，但杀人者被剥夺生命，也是一种让其负责的手段。
这些手段，都能有效地制约犯罪，这会让有意图犯罪者清楚自己将面临的代价。然而，通过政治制造的战争和经济灾难则不同。
历史以来的战争，除非是不死不休的国战，统治者往往根本无需为战争负责，甚至还是获益者，比如普京，在俄乌战争中，支持率节节升高，连任基本上不是问题。
更早远的古代历史中，战争后果对于统治者来说，更是一件小事，大不了割地赔款，统治者毫发无损，毕竟赔的款也是民众纳税承担的。
如果谈经济政策，那就更没有什么责任了。
市场上总是不缺乏煽动家，他们要用各种三免费来煽动民众，而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羮交错，而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煽动家的言论往往以“人人平等”、“环保主义”“社会正义”等为道德话题为主题，这种铿锵有力、鼓动人心、简单粗暴的言论占据了舆论环境的高地。人人平等当然不是错的，甚至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每一个人都有在市场中平等的交易创富的权利，不被法律所歧视。摆脱了身份社会，人们才能进入市场经济的工商社会。但是，生而平等不能推广到结果平等、社会均等。这就是简单粗暴且极具迷惑性、煽动性的一种思想扭曲。可惜的是，大量的知识分子依据的是结果平等来批判财富不公、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比如民主党极左大法官金斯伯格，她一生努力捍卫女性及少数裔的平等权利。但她最后成为“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金斯伯格经常以简单的结果均等来判断女性歧视问题，比如她经常以最高法院中女性法官人数比男性少来认定美国司法部门歧视女性。很多知识分子以科学家、经济学家、政府系统中女性、黑人占比少推导出歧视女性与黑人的结论。这种简单的道德话术，却是最具煽动性的。美国建制派宣扬结果平等、社会均等赢得了广泛的选票支持，他们招募大量的黑人与女性以彰显政治正确。平权运动时民主党约翰逊总统提出针对女性与黑人的补偿性正义，很多美国高校给黑人及女性以特定的录取名额。这引发了反歧视问题。“所有动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这就是动物庄园式悖论。追求结果平等只会导致不公平、非正义、反自由，助长懒惰情绪与奴役思想，打击创造者、贡献者与积极者。这就是这类知识分子的由他人承担代价的言论，让了自由市场致命的一击，因为不平等的锅扣给了自由市场。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有一句经典的批判：“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即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天天鼓吹结果平等为目标往往默许、支持大政府主义，不惜破坏自由为代价，结果面包与自由尽毁。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将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个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会，虽然得不到平等，但会比其它任何存在过的体制都更能接近于平等。”米塞斯与哈耶克曾眼看着一群欧洲学者（不少是他们的朋友）支持纳粹主义、苏联计划主义，而后又全面地倒向凯恩斯主义。这些人要不庇护于强人之下，渴望威权来保护个人自由；要不成为了剥夺他人的自由与财富的帮凶。
哈耶克说，这是知识的僭妄和致命的自负。阿根廷百年来，从发达国家变成了发展中国家，历经了数十位统治者，经济不好，大不了下台，这算个什么代价呢？
你会发现，在政治体制中，不管是战争，还是经济政策，都处于一个无人负责，也没有人负得起责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期待一个自负其责的社会。
因此，向政府诉求一切政策，哪怕是自由主义的政策——你认为是对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无法自负其责的手段，因为政策的后果并不由你承担。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只能是成为米塞斯这样长期在民间传播正确经济学的人，他们诉求的对象不是政府，而是民众。因为民众是可以自负其责的。民众们需要的也不是积极参与所谓公共舆论，向政府建言建策，所有的建言，不过是一种无代价的言论，而是要积极向一群人传播正确的经济学知识。 这一知识的核心是：政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政治的手段是达不成他声称的目的的。只有大多数的民众认为，自己的问题，需要自治式的社会制度来自己解决，而不是依赖一个强权政府，强权政府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