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很长时间以来，彩礼纠纷是婚姻家事争议中的难点问题，因其一方面涉及法律规定，另一方面涉及各地习俗，再加上现实情况各异，使法院裁判常常处于两难境地。实践中通常遇到的问题是，双方当事人处于法律婚或事实婚的情况下，要求返还彩礼，司法如何裁判，以及根据何种因素裁判，法律规定尚不明确。
此次司法解释，可以简单概括为：领证+共同生活，原则不还，但共同生活时间短+彩礼数额高，可酌情处理；没领证+共同生活，可酌情处理。至于如何酌情处理，司法解释明确：根据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详细拆解这些酌定因素，可以发现明显考虑到了相应的现实情况——彩礼数额过高且不予返还，易导致家庭因婚姻返贫，且产生了年轻人结不起婚等次生问题，明确上述因素并确定具体数额是法律对给付彩礼一方的救济。
比如生活及孕育情况，就是从事实婚角度所做的规定，即双方并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经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甚至有了孩子。对于这种事实婚，法律天平更倾向于女方，是为了保护女性权益。值得一提的是，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规定的是“孕育子女”，尔后改为“孕育情况”以涵盖终止妊娠等情形，完善了司法保护。
司法解释还将习俗作为考量因素，这符合民法典确立的基本精神，即习惯也是民事法律的渊源之一。民法典在多个篇章明确，在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习惯可以作为认定行为人意思表示的判断因素。
此次涉彩礼司法解释沿用这一思路，体现了我国法律的进步。最高法在对该司法解释的说明中也特意指出，个案千差万别，亦无明确的法律或习俗概念界定除父母以外的抚养人员与相关亲属，实践中，如出现有其他人员代行父母职责的这一特殊情况，可以基于习俗，将实际给付或接受彩礼的人员作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
彩礼在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着很深刻的背景，如今已经成为影响青年婚育与家庭生活质量上的关键因素。在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标的为18.8万元的请求返还彩礼案就已经被法院认为“数额过高，事实上造成较重的家庭负担”。虽然尚不知该案事发地，但对比媒体报道的其他案例，18.8万元并不算高。比如，中部某县一名村民说，同村一户人家娶媳妇，不算置办婚宴酒席、购买金银饰品等，仅彩礼就22.8万元；赣北地区一村民说，这些年我们这儿彩礼一路上涨，从十多年前的8.8万元涨到18.8万元，再到28.8万元，如今一般都是38.8万元。
在大众对社会气候的感知中，甚至有出现城市彩礼和农村彩礼倒挂、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彩礼倒挂的现象。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可支配收入越低，彩礼就越高。而即便是家庭条件较好，受限于“彩礼高就是嫁得好”等传统观念，也要把彩礼水平提得很高。另外，男女比例失衡隐忧也逐渐显现，彩礼在此种社会背景下也有被进一步推高的风险。
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需要有更精细的法律方案。近年来，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到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再到最新的司法解释，司法正在逐步为妥善解决彩礼纠纷提供裁判规则。要强调的是，破解高价彩礼，法院起的作用是保障和救济，再加上一点倡导。在解决争议的层面，司法尽了最大努力兜底，而在此之外，彩礼定价所涉彩礼观念问题，观念又与收入水平、传统习俗、性别议题、社会保障深度挂钩。为这些前端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超出了法律本身，需要更深入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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